中国教育

　　随着学校筹办进入实质阶段，朱清时的确在妥协。

　　他很快发现，由于南方科技大学是由深圳市出资兴办的，因此，学校的许多基本建设审批，都需要纳入行政程序中。学校要动工一个项目，必须跟政府不同的部门打交道。在目前行政体系内，如果南科大没有强有力的支撑，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最典型的例子是财政权。工作人员告诉他，要花钱，必须按政府的财政运行，先申请，报政府采购计划，通过招标中心运作。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自由调节的余地。结果，作为校长，朱清时要买台电脑都得通过政府采购完成。

　　最开始，朱清时不理解。他认为，跟政府签约后，可以在合约范围内行使职权。

　　不过，葛明对此解释说，在财政方面，“特区特别不特”，很严格，从市长到下面，都是按程序走，要突破，必须上联席会议。

　　用葛明的话说，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深圳“没有人愿意碰高压线”。

　　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葛明建议设置一个过渡性安排，由市长或市委书记来担任学校的党委书记，为朱清时提供支持。当时大家都哈哈大笑，认为不可能，“你这不是用行政的方式去行政化吗？”

　　虽然受到大量批评，但连对“行政化”深恶痛绝的朱清时也承认，在现行体制下，这样的“理事会”要有效率得多。因为有市长挂帅，学校的决策市政府才会同意，财政才能认账。

　　作为创校校长，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筹）第一届理事会上，对在座官员、企业家和校长组成的20名理事，汇报学校的办学方案和规划思路，接受他们质询，并尽量逐一给予完美答复。

　　为了这份报告，朱清时几乎准备了一周，逐字逐句推敲。“非常难以解答，大大透支了精力”，朱清时回忆说。

　　不过，他仍然为迈出这一小步感到兴奋：“南科大理事会召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没有哪一所大学按照一部法规来运作，更没有一所大学由理事会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