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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
三晋都市报:一位太原市民说只想问钱文忠先生一句话:什么样的文人能称为有社会价值的文人?
钱文忠:凭良心说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这两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它被联合国大厦刻在基石上。季羡林老师说过: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我们不能苛求文人超越现实,能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三晋都市报:那您觉得季老做到了吗?您自己做到了吗?
钱文忠:我也没做到。我认为季老确实做到了。像季老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群体。像你刚才谈到的姚奠中、张颔先生他们也是。他们的学问和人是统一的,身上就有那股子“气”。这才是大师的基础层面。现在这个基础层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反思为什么。现在的学术与人是分离的,请问哪儿还有学术界?许多学术界发生的事情已足以摧毁学术界了。
三晋都市报:国学圈内也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弟子规》是清代异族统治下国民规行矩步谨小慎微产生的怪胎,尽管其中有些句子可取,但也有很大害处。因为它其中充满着让人难受的消弭个性的顺从精神,而且充满了 “俗智”,例如“话说多,不如少”。这就是俗智,惧祸从口出,是浑浑噩噩的乡愿观念。您对此看法如何?
钱文忠: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呢:说话要负责,言论自由了,但是说话人要负责。没有让你不说话呀,但也没有让你说假话呀,是要你慎重说话,对自己的话负责。这有错吗?这和奴性有关系吗?
传统的智慧要完成在现代的转换。不但要说出它的本意、字面外的他义,现代引申的新义也要说出来。持这个观点的人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千百年前的东西到今天还能都有用吗?这个错误的前提是迷信。
有一回崔永元教我:中国人不会说话,只会讲话。说得真对。后来我努力地寻找到一种说话的方式:用说话的方式讲传统文化。比如今天上午这个讲座。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风趣。比如在百家讲坛讲。百家讲坛的最大功绩是普及。这个谁也无法否认。
我做讲座很少在大学里。因为我对大学生们的知识储备有个基本的判断,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不需要我这种讲法。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了解同样内容,这也是他们的责任。我没必要去灌输,而是促进他们思考。
但在社会上的讲座,轻松一点,有趣一点,这是种说话的方式。他们听完后可能会当笑话去说去讲,但这样笑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一下“信仰应该认真”的事情。不要低估他们的思考和判断力。
三晋都市报:儒家经典是要“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下的人性尊严”,如孔子本人。但《三字经》《弟子规》产生于中国政治最极权、国民奴性最足的时代,乃培养“俨然有礼的顺民”,非但不能通俗化经典,反与经典之精神背道而驰。当今时世普及它们能无害处吗?鲁迅当年谓“凡妨碍我国民性之进步者,无论三百千千、三坟六典还是金人玉佛、祖传丸散,全都踏倒它!”今日该作何评价?
钱文忠:其实,鲁迅自己就是真正的国学大师。我极其喜欢和佩服鲁迅,他有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和思考,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尖刻,可现在回头来又加倍喜欢——这不等于说他当年对传统的看法都正确。其实你看他完全是按照传统的孝悌精神要求对待母亲与兄弟的。他又是怎么对待朱安和许广平?胡适为什么听从母亲安排婚姻大事?在这些地方他们的思想与人生只能是分裂的,在文章层面批判传统,但道德方面也还依着传统做。
“打倒孔家店”的主要理由是要打倒“三纲五常”,可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不是孔子提出来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错误一直误导到现在。
历史要冷静地去看。我特别推荐陈丹青的新书《笑谈大先生》。他才是全方位地看鲁迅。“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等是儒家精神的一部分。读《三字经》《千字文》当然不能算是读经,它们的确是通俗化读本。但怎么能说它与经典之精神背道而驰呢?《弟子规》1080个字,哪个内容是有害的呢?对传统要同情地了解,要温情地敬畏。就像对我们的母亲一样。母亲也许有缺点,但是你能整天和母亲拍桌子瞪眼吗?批评也许并不容易,但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性批评,一味地骂是没用的。批评不该是目的而是手段。传统是一座旧楼,你拆了它,却只去骂拆下的垃圾吗?你要自己清掉垃圾然后努力建更好的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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