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大学应该姓“私”

　　钟刚：近来大学改革最受关注和期待的，当属朱清时先生主持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您对南方科技大学有些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刘道玉：我过去不认识朱清时校长，但他的大名是知道的，也非常赞赏他领导中国科技大学的政绩。后来，从媒体上知道，他受聘为这所筹建中的大学当校长。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想法，如“大学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素质的教师”等。

　　我最想对朱清时校长说的是，如果深圳市计划投资100亿，那就请把钱捐赠给大学的董事会，大学就是名副其实的私立大学，享有完全独立自治权。

　　教授要治学，校长要治校

　　钟刚：在现有大学变革的路径中，不少学者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您怎么看？

　　刘道玉：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管理大学的核心理念。但是，教授治校太笼统，后来蒋梦麟修订为“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职员治事、学生求学”。我是赞成“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观点，这既符合教授的职责，又符合教育规律。但是，教授在学校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由教授民主选举校长，由治学人选拔治校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二是教授治校主要通过教授会体现，他们主要是负责大学的学术方针、学术政策、学术诚信，并监督校长行使权力。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既不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校长治校，核心的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学中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无论是对发挥校长的作用或是繁荣学术，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党管党，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校长负责制，也才能够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

　　钟刚：不少学者言必称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书也非常畅销。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于今日的大学校长会有哪些启示？

　　刘道玉：西南联大办得如此成功，为什么没有继承和发扬她的大学精神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在革命的名誉下，把包括西南联大在内解放前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封资修的思想，一概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其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高教领域的“三大主义”恶性膨胀，即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它们完全替代了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频仍！

　　我国大学的办学者普遍存在叶公好龙的思想，一些人喋喋不休的高喊改革、创新，天天喊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但那些一流大学的经验又拒绝学习；口头上都赞扬西南联大的成功，但又不愿按照她的大学精神和理念去做，这是非常可惜的。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