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做人也要诚实，但更重要的是正直

　　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撒过谎，也不相信成年人的每句话都是完全真实的；很多特定环境下善意的谎言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得到大家的赞同；比如对危重病人的病情的适当隐瞒。但一个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一辈子正直！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而言，必须邪不压正。社会风气需要正直，学术风气更需要正直！

　　我小时候，性格好强。长大以后，也常常桀骜不驯。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难以容忍做人的不正直。讲个有点离谱的故事：我从小觉得尊老爱幼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深恶痛绝。1988年我读大三，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因为一个小伙子不肯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又不听我的好言相劝，我只好动手，强行把他赶到了他该站的地方。在我看来，这位小伙子做人行事不够正直。

　　全职回国两年半了，心里最大的不快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有些学生）对是非曲直看着于己无关便无动于衷，这让我非常忍受不了。每次看到媒体报道见死不救、袖手旁观时，我都禁不住想问一下旁观者：如果哪天你成了受害者（victim）怎么办？后来一想：大概旁观者都觉得轮不到自己，侥幸罢了。

　　在学术界，正直可以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国内盛行的学术潜规则是造成学术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其危害不亚于学术造假。不同的是，学术造假很容易被发现，而潜规则虽然无处不在却很难人赃俱获。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这些学术潜规则都是与正直的学术道德背道而驰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人声讨潜规则，同时相当一批人又千方百计地适应、应用潜规则，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最大的学术潜规则是“官商勾结”。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却切中时弊。它来自一位科技界领导。2008年参加某个部门的小型研讨会，我发言陈述科研基金申请中潜规则的危害。我的话音未落，这位领导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施教授，看来你还是太幼稚，低估了国内的潜规则：现在说白了就是官商勾结。”

　　我很意外，反问道：“怎么讲？”

　　“官，就是我们这些有实权的局、处级领导，手握行政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确定顾问组成员和专家组组长人选。商，就是与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款科学家，他们手握立项、评审大权，常常可以掌握几亿、十几亿的科研经费，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审结果。”

　　“怎么勾结呢？”

　　“很简单。商有求于官，因为他们需要这种权力，既可以为其本单位带来利益，又可以利用巨大的资源来党同伐异。而官也有求于商，不仅商的赞美之词可以转化为官的政绩，官还可以从商那里拿到直接的好处……”

　　学术界的潜规则在实质上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大家都知道它的不对，为什么不能一起自觉地抵制这些潜规则呢？

　　回国两年多来，我数次申请过科研项目的基金，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评委事先沟通过。我也参加过多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从来没有向这些科研项目的任何一个申请人事先沟通过情况。这本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然而，这些职业道德操守却被我们的潜规则冲得七零八落。最后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一次参加某个重大项目的评审，周六下午我才接到通知，可周日上午手机就收到6个陌生人（我确定从未给他们留过电话号码）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作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等。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职业道德，各行各业也应当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后记

　　其实，这篇文章几个月之前就已写好。写的时候，字斟句酌，深怕言过其实，希望只针对现象，不希望涉及到任何个人或任何部门。即便如此，成稿之后，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公开发表。如果发表出来，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憎恨，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但如果不说出来，则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自己回国的目的，更对不起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师长、同事、朋友和学生。衷心希望这篇对事不对人的文章能起到一点促进科技体制改善的目的。从我做起，用我们每个人的自律与职业操守来促进大环境的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