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开栏的话：

　　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海外背景的华人科学家曾经起到特殊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大批华人科学家在海外学有所成，对发达国家科教界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在这个过程中，既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又能从中国实际出发，是我们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华人科学家有着跨文化视角，在表达观点、提出意见方面能够更加超脱、冷静和客观。为此，从今天起，本报将不定期推出专栏——《华人科学家论坛》，邀约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就我国科技体制、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话题发表见解，或撷取国外学习、工作、生活经历中的某些启发、感悟与广大读者共享。

　　两年前，清华大学化生基科班的毕业生请我留言。我绞尽脑汁，想出一句代表了自己很多想法的话：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

　　做学问必须诚实，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两方面。首先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诚实作研究的前提下，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至错误是很常见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可以说，许多学术论文的分析、结论和讨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这种学术问题的争论往往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是前沿的科学研究，越容易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1938年，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获得诺贝尔奖。其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现了第93号元素。实际上，尽管费米在1934年曾报道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可以产生第93号元素，但德国化学家哈恩在1939年1月发表论文，证明产生的元素根本不是93号元素，而是56号元素钡！但这个错误并没有改变费米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事实，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在学术上的进取。费米很快提出后来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链式反应理论，并于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再举两个生命科学界的例子。因为发现蛋白质的磷酸化，美国生物化学家爱德蒙德·费舍尔（Edmond Fischer）和艾德温·柯瑞伯（Edwin Krebs）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如果仔细阅读他们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几篇关键学术论文，你会发现他们当时对不少具体实验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一定差距，用今天的标准可以说不完全正确。然而，瑕不掩瑜，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最优秀最有创意的突破。美国生物化学家托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是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其获奖的工作主要是2000年发表于《科学》周刊的两篇文章。文章阐述了核糖体大亚基的晶体结构及蛋白质的肽键形成机理，这是结构生物学的精华展示。但大家也许早已遗忘，施泰茨那两篇文章发表不久，《科学》周刊就在2001年初刊登了两篇技术评论的文章，质疑施泰茨提出的肽键形成机理。说白了，有人认为施泰茨提出的机理是错误的。

　　举这些例子是希望大家区分误差（error）与造假（fabrication）的区别。比如一个实验由于条件有限，作出了一个结论，后来别人用更先进合理的实验手段、更丰富的实验数据推翻了这个结论或对这一结论作了重要修正，那么第一篇文章只要详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验条件，就不能被称为错误，更不是造假，也无须撤稿。但如果明知实验证据不足，为了支持某个假设的结论而编造实验条件或实验证据，这就是造假了，视为学术不端（scientific misconduct）。

　　但诚实的学问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作出了相应的贡献（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后，才应该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署名。这一点，很多人作不到。即便在美国，偶尔也会出现大老板强势署名的事情。在国内，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利用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一些年轻学者不得不在文章里挂上自己的名字，有时还以许诺未来的科研基金来换取论文署名。其实，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学术道德，对整个学术界风气的影响更为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