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的压力，使得学生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

　　都说科研苦、科研累，到底有多累？

　　吴宝俊将中科院内大部分研究生的生活形容为“7-11”：一周工作7天，每天11个小时。

　　很多导师要求学生每天早上八九点就到组里，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晚上一般到10点才能离开，至于周末，则是开组会的大好时间。在校园里，不到吃饭的点都见不到什么人其余时间都“宅”在实验室里。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教员的工资都可以“忽略不计”。2004年回国、进入一所著名理工科高校任教的刘丹（化名）记得，自己当时的工资是税后1600元，8年过去了，他先后带了几十个研究生，但每月工资条上的数字仍然只有2300元，但这些研究生的津贴都得由他来掏腰包。

　　因此，科研走的都是“项目养人”的路子：导师的收入靠项目，给研究生发津贴也得靠项目。

　　“要顺利完成一个项目，才能接下一个项目，所以压力很大，就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年轻人自然工作强度很高。”吴宝俊说，随着大学的扩招，学生“价格便宜，量又足”，遇到有的“变态”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把女研究生当男研究生使，把男研究生当博士后使，把博士后当牲口使。”

　　在有些研究小组里，导师自己也是工作狂，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除了吃饭之外，不许学生有业余活动，不许上网、听歌、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只许看书、做实验。导师们把勤奋当做取得成绩的第一要素，并期望通过这种工作方式染指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或者至少能评个院士。“很多教授还没拼到能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自己就先过劳死了。”吴宝俊说。

　　学生不但要帮导师做科研，还要帮导师做私事。

　　在中部一所“985”高校数学系读博士的李浩说，导师申请基金、填表格、报账、组织活动会务等，统统都由组里的研究生负责，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帮导师修家里的电脑、订餐甚至接送孩子。

　　“让研究生给导师干私人的活，这是不对的。”吴宝俊说，这既涉及到导师观念的问题，也有制度上的缺陷。欧美的研究组都有工作量的规定，一到下班时间，导师自己也雷打不动地回家，至于让学生去家里修电脑，那是要按小时计费的。相比较而言，中国教授和学生天天在实验室加班，使唤学生的现象非常普遍。

　　精神和理想的透支，一些人就撑不住了

　　除了身体上的压力，研究生更要承担精神和理想上的压力，以及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怀疑。如程教授的那名学生所说：“比体力累更重要的是心累。”

　　“科研做起来很郁闷，没日没夜地重复实验、改进实验条件，一开始收效多，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钟一然说，往往是越做越枯燥，越做越没信心。

　　当潘文颖开始做科研后，她就问自己，这是我在懵懂少年时代的初衷么？

　　曾经，她向往的是一种拥有“思维乐趣”的生活。但现在她发现，做科研，细分到每日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技术。说是在寻找某个原理，而实际上，可能有半年时间都是在不厌其烦地重复实验，优化实验中的各个参数；说是在破解人类基因组和某个疾病的关联，其实好几个月都是在调试一个计算机程序。

　　读博两年，成了她“从出生到现在内心最孤独、最苦闷的两年”。她觉得，自己对除了科研以外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和闲心。每天的生活就是起床，去实验室，与电脑相对无言一整天，然后回家吃饭，继续面对电脑几小时，关掉电脑睡觉，有时候觉得一天都不需要说话，很长时间都感受不到外界的反馈，也感觉不到成就感。

　　在小时候的想象中，潘文颖觉得科学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就像牛顿所说的一样：做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拾到一颗光滑美丽的石子。

　　真正做了科研，她才明白，从19世纪科学在欧洲兴起时，就是一批有钱、有闲的贵族的业余爱好。20世纪以后，科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职业，像是一项有目标、有计划的规模化生产，同别的任何一种谋生手段并无两样。科研需要隔三差五地申请科研经费，定期接受进展审核，按时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实验室的教授也像是一个小企业的经营者。

　　“于是那个在海边的小孩，不再是因为偶尔捡到块石头而惊喜，而是被告知今天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得捡到多少块石头，否则就没有饭吃。”

　　在吴宝俊看来，之前几代教授们有着一种传统思想，认为年轻人就应该一周工作7天。你只要是去谈恋爱了，K歌了，和同学聚会，都属于不务正业，要被批评。因为现在很多四五十岁的教授在他们年轻时就是这么被导师要求的，所以他们也这样要求他们的学生。

　　“一个学生，没日没夜地加班，发了这么多文章，却并没有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此时，他只能再动用自己理想的力量，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值得的，现在没有回报，将来肯定会有。”吴宝俊说，这时候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和理想上的透支。这种透支，可以坚持一个月，两个月，说不定也可以坚持一年，甚至两年，但总有他撑不住的那天。“那一天，可能就是他彻底离开科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