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尴尬

　　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在干细胞技术（尤其是新的医疗技术）和新药研发方面的大胆探索，中国在相关领域内的研究虽然卓有成效，但总体而言依然缺乏创新突破。

　　“我们既没有干细胞治疗的相关产品，也没有批准可用于临床治疗的方案，但社会上却充斥着所谓的干细胞治疗、干细胞美容，”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教授项鹏在会上感叹，“我们干的不是这个，为什么给我们的都是这个？”

　　为了遏制干细胞研究治疗领域的乱象，去年底，卫生部出台通知，要求不管营利性还是研究性项目，均须在7月1日前中止并重新注册登记，军队和武警的相关医院也将参照执行。然而，这一“自查自纠”的举措并没有让科学家感到欣慰。

　　“卫生部叫停以后，所有的三甲医院原来做的项目应该都停了，但是其他那些没有经过审批的做得更加欢天喜地了。”项鹏说。

　　在不少学者看来，无论是使用不当，还是未经批准使用，发生在干细胞研究及应用领域的种种问题，无不与缺乏相关法律和规范有关。有学者甚至指出，从严格意义上看，国内真正使用干细胞的医院几乎没有，“因为都没有那个水平”。但应该快速形成一些规定，至少让滥用的部分尽量少用或者不用。与此同时，为干细胞立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正视伦理

　　事实上，在干细胞技术应用领域，绝大部分干细胞被一些人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仍然无法被阻止，这就产生了一个荒谬的现象：用一个完全不知道特性的干细胞来治疗完全不懂的疾病，而且它的有效性被宣称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这种有效性从哪儿来？周琪通过这个反例试图告诉公众，干细胞技术尤其是干细胞临床治疗研究仍要加快推进，“不做，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他的观点也得到临床科学家的共鸣。

　　如何保证干细胞研究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发展？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认为，必须加强干细胞伦理的相关研究，“推动科学进步，不能失去机遇，同时要严格把握科技伦理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许多科学家会觉得伦理规范对他们是一种制约，但他们不知道一旦违反则后果很严重。“现在，科学界与伦理学界之间存在一些误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沈铭贤表示，希望和干细胞科学家进行讨论，以澄清一些对伦理学的消极理解，“生命伦理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寻求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平衡。”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