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风建设，同时要改革利益导向和评价体系

　　记者：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预防不端行为的产生？

　　吴常信：学术不端行为的成因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内部因素主要是受个人道德素质的影响，上面所讲的“他律”和“自律”都是要增强个人道德素质的培养，避免不端行为的发生。外部因素主要是受利益驱动的影响，这主要与当前的科研导向有关。比如对科研项目的申请、科研成果的评价，使得更多的教师忙于跑经费、搞项目、成果鉴定、报奖；再比如，在对教师绩效考评中，过分强调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发表级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现象的产生。因此，健全学术规范，改变不合理的利益导向和评价制度迫在眉睫。

　　记者：当今社会，利益驱动的影响确实很大，“象牙塔”中的教师也难免其俗。如何评价学术不端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

　　吴常信：利益趋动影响很大，不仅国内有，国外也有。我举个前些年轰动一时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造假的例子。2004年2月他在Science发表论文，称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再次在Science发表用患者体细胞克隆成胚胎干细胞；2005年6月被授予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同年10月韩国总统卢武铉出席其国家研究中心启动仪式。事后，他的合作者韩国Mizmedi医院理事长、生殖学专家卢圣一揭发黄研究组培育成的11个胚胎干细胞系中有9个是伪造的，即干细胞与提供体细胞的患者基因不吻合。经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调查，造假属实。此事件无论在韩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民众认为是国家蒙受了耻辱；国际上对韩国的科研成果表示怀疑。对其处理结果是：取消一切荣誉称号，审查并追回科研经费；由于非法获取卵细胞和财务上的问题，2009年宣布判两年徒刑，缓期执行。

　　为什么要造假？据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MBC）采访分析，首先就是利益驱动，干细胞研究会给成功者带来巨大的荣誉和利益；其次是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急于取得国际认可的浮躁心态；再次，政府对生命科学的支持缺乏理性的分析和论证；最后，韩国的科研管理漏洞百出，对黄禹锡项目盲目地过度支持，当时高达3000万美元。

　　这件事应该给我们以最大的警醒与借鉴。国内科学家要以此为鉴，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切不可急功近利，否则就是身败名裂，对国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韩国对此事的处理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对学术造假问题取证快、落实快、处理快（不包括法律判决）。我们对重大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也可以此为参考。

　　记者：受利益驱动的外部因素影响，主要和现在的科研评价制度有一定关系，那么，当前科研评价体制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呢？

　　吴常信：改革科研评价体制是当前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比如，目前各高校对评教授、副教授都有严格的硬性指标和要求，像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等，这种只重论文数量而不重教学质量的评价和考核标准，难免会导致急功近利现象的产生，是需要加以完善的。此外，科研评价中设计不合理的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很多学校考评以SCI影响因子为依据，但由于受学科性质和发展的影响，不同学科的SCI影响因子差别较大，这样不分学科地、以“一刀切”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势必会造成不公平。又如，对于技术研究方面的考核标准，像对搞农学研究的人，也要求要在某某期刊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才可评上教授，这还不如让他多推广几项农业技术、多培育几个新品种来得更实际些。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需要静心研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短期的考核评价模式是不会出重大成果的。

　　最近教育部在部署启动“2011计划”时提出，必须改变单纯以项目、论文数量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要以注重原始创新质量，注重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贡献度来评价科学研究。要把科研工作者的精力聚焦到“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科研目标上来，鼓励教师潜心研究，去追求解决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重大问题。这确实是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改善和加强高校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工作的治本之道。

　　当前，首要的工作还是要把学风建设的各项意见、建议落到实处。要继续组织宣讲教育活动，做好学术规范指南的再版工作。再版主要是增加以前宣讲活动中听众提出的问题、新近出现的一些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例子，以及对学术不端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分析等内容。另外，我们还会针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培训。

　　还有一项工作，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必要考虑做的：把我们国家关于科研的学术规范、国家科研诚信建设的组织机构和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范例，翻译成英文等文字给外国人看，这有利于国际交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也是很重视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