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方法

　　由于学科文化和学科范式的差异，不同的学科应具有不同的评价体系。C. 吉尔兹曾经生动地指出：“历史学家会称赞一部作品‘出神入化’，并对指出其‘高超技巧’(这里指在其他学科里很少看到的特性)津津乐道。这说明他们特别注重技巧、注重在塑造作品的过程中使人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意旨明确，浑然天成；而在数学和物理领域里，常对‘简明’、‘经济’、‘多产’、‘有效’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赞赏，这表明结构简化、阐释简化是这些领域的特点，在这些领域内，各种现象紧密交织，某些学科发现的内部蕴涵着许多引发其他科学发现的特质。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有说服力’、‘发人深省’、‘刺激’这些形容词似乎比其他学科更常用。与分析的主要内容相比，这些词暗示了该学科尤为关心分析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同样，在物理学家中，‘精确’、‘严谨’是他们的双重特征，因为没有哪个名副其实的物理学研究会缺少其中一项特点。而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里，使用‘有偏见’这个词就泄露了一个人的幼稚。”因此，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不同学科评价是不合适的。因为要求简明严谨，在自然科学论文中多写1000字很难，然而对于人文社科规定达到三四万字又很容易。因为两者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对教授最科学的评价是本系本专业那些有非常高的学养和道德素养的同行们给予的评价。总之，学科间的文化差别会带来对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差别，一定要针对学科的特点来改革和制订评估和评价机制，包括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考核考评指标。

　　对此，我们首先要建立具有多学科特征的“独立研究机构”，以保持各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正如前面所说，学科划分将知识隔成了条线，而研究的问题又必定是多学科的，学科划分的科学就会形成学科独特的文化，学科之间有合作，但通常是形成壁垒。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一流大学中都建立了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些独立研究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对学校直接负责，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相关学科之间的连通性，要使学科划分做到“分类”不“分割”，有利于加强多学科的合作，以应对所面对的日益复杂综合问题的需要。一是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架一些立交桥，在不同的学科交汇的枢纽地带建立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是独立研究机构，设法保持各学科内容之间的连通性。二是在教学领域开设一些“inter-disciplinary”课程来弥补学科之间的缝隙，三是在学校的组织中在纵向划分了许多学科的情况下，设立一些横向“枢纽”性质的“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心”，使其保证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为了避免(或弥补)原有学科划分的各种缺点，保持各学科的连通性，大学通常就一些系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一些跨学科的博士培养项目，来探索一些处于学科之间模糊地带的前沿领域。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多通过建设一些共同课程或相对松散的组织，来激发学科之间的共鸣。近30年来，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十多个不同形式的“独立科研机构”，这些机构不以学科为标准来规划研究而是面向问题，面向课题，以项目为导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学生和学者共同进行。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十分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的大学，首任校长哈珀就强调说，“思想的统一是一所大学繁荣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传统支撑下，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支持，以“独立研究机构”的形式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并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芝加哥学派”世界闻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诞生了24位诺贝尔等其他经济学奖得主，强大的经济学也为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并最终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到复旦大学的实际情况，前些年，通过“985工程”等的建设，复旦也新建了不少平台和基地，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增量和交叉研究的平台，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经非常符合“独立研究机构”的定义。

　　第一，这些平台基地(尤其是理科、医科)是面对涉及多学科知识的课题或项目的，通过承接和解决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国家重大需求或重大项目，来增强学校的综合研究能力。如果研究平台内没有涉及多学科知识的项目和问题，或者仍然以学院为主各干各的，那么研究平台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了。

　　第二，这些平台基地能够根据任务的变化来动态地构建课题组。这些机构中人员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如果内部固化，就表明没有真正的多学科共同研究问题的项目。

　　第三，这些的平台基地里所有的人员与原来的院系联系都非常紧密，其中真正固定的人员是行政管理人员、仪器技术人员等。当前高校面临的问题是 “能聚”不容易，“能散”更不容易。通过建立平台基地，就可以形成一种能够围绕国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能聚能散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

　　第四，这些平台基地对其负责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领导的是来自其他学科的人，他要对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有相当程度地了解和理解，能对不同学科文化的融合起到推动作用。可以说他决定了平台的成功与否。否则，要么是一个全才的“大家”，要么就变成独裁统治者。考虑到这一点，国外一般不赋予这样机构的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通常都由几个委员会来制约负责人的决策权力。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派生新学科是大学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几乎所有的“软学科”均诞生于“硬学科”，因此，大学必须加强和重视基础学科(硬学科)的持久建设。基础学科不强，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他新学科。复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力学、管理科学等都是由学校原有的优势基础学科派生出来的。发挥大学学科综合的整体优势和弘扬特色，对复旦来说，首先就是要发挥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文理基础学科是新学科生长的源泉。如果不把这些基础学科做强，学校发展就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近几年，我们对基础学科的发展重视不够，面临队伍结构老化、年轻学科带头人缺乏、基础学科发展基础不扎实、特色发展不明显等问题，长此下去，就可能出现优势丧失的局面。基础学科要寻找共同的学术语言，形成学术的共同体，这是复旦大学发展的内核，也是大学人才培养的最为本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