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重在“有所为，有所不为”

　　社会在进步，大学在发展，学科结构会不断地调整。这也是大学对于新学科的设立一直具有较强的“冲动”动因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来发展新学科。新学科会不断产生，也总有学科在消亡。通常，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学科建设要认真谋划，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原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是否符合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是否满足社会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是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匹配、相适应？拟建的新学科的起点是否高？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流的水平？这些问题都要得到重视。

　　首先，在学科建设中要重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重点和难点在“有所不为”。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能首先达到“世界一流”，就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就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这就是“有所不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州立大学由于投入的增加而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竞争激烈。芝加哥大学在考虑如何保持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上，当时的校长金伯顿特别强调：“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芝加哥大学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小型机构。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当地的需要，就增添一个工学院；也不会因为临近圣劳伦斯航道，就开设港口管理学课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目前所做的事情进行长远考虑，以确定是否值得去做这些事，以及我们做得是不是够好。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就必须及时清理。”当时，芝加哥大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些诱惑。一流大学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是提供“社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简单的服务站式的服务，而是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而提供的服务。原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也强调了类似的观点：“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道理很简单。大学发展要聚焦到某些学科上，让它尽快变成世界一流。

　　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就承受住了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耶鲁大学认为，人类知识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变化如此之丰富，即使一所伟大的大学也不能期望覆盖值得学习的每一个学科……与其广泛覆盖所有学科，可能更明智的是建立少数几个出众的教师组，使它们能够在专门领域争取科研经费和研究生，与世界一流大学相竞争。基于这样的认识，时至今日，耶鲁仍没有工学院。耶鲁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它始终如一地反对盲目的平庸化，并坚持把学校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要坚决关掉。再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很强，它们设立学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要办新的院系吗？可以，你能不能达到跟数理化一样的水平？如果能你就办”。所以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保持了很小的规模，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学科都在第一方阵里面。中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大学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或者又大又强，或者小而强，或者是大而弱？迫于资源的有限性，大学的选择往往是痛苦的，但大学必须选择。

　　“有所为”重要的是解决如何“为”。如果“为”得不好，则肯定会导致平庸。复旦大学老校长杨福家曾谈到，如果不是追求卓越，就会产生平庸。大学在考虑自己的学科布局时，不应该追求齐全，追求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优势和高起点。热点很多，看热点就想追，就想做，学校难免会逐步走向平庸。复旦需要新设一个学科，我们就必须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充分理由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条件来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在可见的未来办到一流？要设置的学科和我们自身基础的关联度如何？和我们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是否一致？大学和学者在策划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时，要有科学的预见性。对一流大学来说，办一批三流的院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