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网上看到一则信息，“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EFCE）去年出台了一项提案，到2009年时，将一套新的评估尺度系统全面应用于英国大学的科研经费资助，取代之前的科研评估系统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而这套名为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新系统将主要依据科研成果的被引用程度，而非较复杂的同行评审过程，来在各个大学间分配每年10亿英镑的高校科研经费”。

　　客观地说，这是一种可贵的政府科研拨款模式的探索，不过，它存在的问题也相当明显。科技活动具有长期性与积累性，如果完全按照成果引用率作为科研拨款的唯一根据，由于学科的差别以及入行时间长短等原因，一旦这项措施真正实施，将给科研工作者带来严重的起点不平等的实际后果。由此看来，科研拨款与评审问题，不仅是中国的老大难，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联想到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家默罕默德·尤努斯博士设立的小额贷款，笔者觉得在科技活动中也应该设立科研小额贷款制度。首先，在大科学时代，科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科技共同体的事业，这就要求每个共同体成员在其学术创造期内都有得到资助的权利。其次，在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架构中，应该重新思考大项目与小项目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指涉的是，由于当前评审系统存在的弊端，评审过程的交易成本快速提高，无形中浪费了宝贵的科技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那些拥有显赫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精英才能支付得起这种昂贵的交易成本，由此，资源逐渐被垄断，科学日益变成少数人的游戏。科技资源被垄断的后果，就是造成制度引导型马太效应，从长远角度看，这会造成制度型的创新乏力，原因在于公平竞争环境被破坏。从资源利用角度来看，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硬性约束，随着科技资源的逐渐集中，资源带来的激励作用快速递减，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急剧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那些繁琐不中用的评审，对于有一定资质的科技从业者实行小额科技贷款，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共同体的创新热情，也能让资源处于最有效的使用状态。同时，小额科技贷款不仅能有效避免恶意骗取国家科技资源的行为，还能让每一个有能力的人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得到资助。这种做法，不但能抑制由于制度供给匮乏导致的过高的监督成本，在发生违规时，强制执行成本也将极大地降低，从而间接起到节约资源的作用。

　　小额科技贷款能够成功运行的机制在于个人信用，到还贷的时候，只要以相应成果来验收即可，贷款期限可以延长到5～10年时间。如果发生学术不端行为，要求贷款人赔偿贷款，并永久取消其科技贷款资格。为保证科技贷款的履约率（还贷率），可以采用同行（贷款人自行召集）担保制度，这样就使贷款人与担保人的信誉紧紧联系在一起。抛开制度监督不说，就是担保人也会极力地监督科技贷款人，因为一旦发生信誉危机，将直接连带担保人未来的贷款行为。

　　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存在一个误区，即热衷于搞大项目，这种战略选择的理论预设是大项目可以有大产出，其实这是一种认知幻觉，大项目与大产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反观这些年运行的所谓重大项目，有多少取得了国际公认的重大科学成果呢？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仍面临严峻的赶超任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科技投入无法达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水平，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发展战略，即只在少数有很好基础的领域或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扶持重大项目，其他领域完全可以选择灵活的小项目。毕竟根据管理学的水桶理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于构成水桶的最短的板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额贷款制度恰恰是在提高我国科技事业的最短处的高度，全面铺开战略不适合我国科技发展的国情。

　　我们的科技正处于起飞阶段，只有把基础做好了，培养了大量科技后备人才，未来的科技起飞才能有真正的支撑力量；否则，我们是飞不高的。小额科技贷款正是为未来培养科技后备力量的有效手段，它类似于企业孵化器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避免由于经济的成功而容忍评审制度的落后，以及明显滋生的骄傲自大的情绪。就目前来讲，要清醒地认识到：启用小额科技贷款制度，将为未来的中国培养更多“下金蛋的母鸡”。

作者系中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