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般认为，正确、必要的基础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孙：但从认识提高的整个过程来看，它必然随着科学文化、社会经济、以及人们自身需要，逐渐新陈代谢、除旧播新。1986年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从美国带回第5版的营销学之父科特勒的《营销管理》，今年将出第11版。可见营销学经典理论基础发展变化之快。如果我们看不到基础的这种变化趋势，只注意甚至过分强调其稳定性的一面，就有可能漠视、冷落、扼杀处于萌芽状态但有发展前途的新基础。我国大学教材陈旧、教师知识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思想方法落后，应该说在基础问题上都有反映。
在学习研究上，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是还按老经验、老办法，在传统基础上加大投入，还是打破思维定势，寻找切入点，做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
记：您认为，我们的教学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孙：我们教学中的基础，过去主要以知识为中心，从知识的系统性出发，有其局限性。现在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我认为，首先就要特别注重怎样发现、培养、强化学生的兴趣、爱好、好奇心。我们搜集分析的近500年来50位名家大师开拓创新经验中，强调最多的是兴趣爱好、好奇心，这应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名言。
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论基础。爱因斯坦回顾自己治学道路时主张把一切足以分散注意力的东西都排除掉，致力于“导致深邃”的内容与方法；哈佛大学校长博克说他们在教学中“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杨振宁在回顾总结中美两国研究学习生活时，反复提出他在中国西南联大学了演绎法，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又学了归纳法；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几十年来投入巨大力量，进行科学技术史、思想方法论研究，寻求历史上名家大师创新经验方法论，可见方法论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地位。
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满足于概念的陈述、资料的罗列，能旁征博引算是好的，很少有思想方法论上的思考。比如，我们把基础仅仅概括为“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所谓“三基”，而基本方法竟没有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缺憾。
我们要有把握全局者的综合性基础。基础大多是对某一学科、专业而言，但也有例外。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北大、清华、剑桥、哈佛等中外名牌大学历任杰出校长中，真正教育学专业对口、科班出身的并不多；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短短几年，论基础，他两次留学德法8年，所学专业为美学、伦理学，而不是教育学或管理学，但他博通有旨、管理有方，在国人中率先提出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的建设性方针大略；人类有史以来三大教育名著的作者，卢梭自学成才，柏拉图、杜威都是搞哲学的。说明教育学这个领域，在社会与人生、做人与治学等方面的总体观念、哲学认识论、思想方法论等宏观层面上的基础比仅强调很窄的教育学专业基础更难把握、更富意义。也就是说，凡处于多产业、多专业、多学科地位，把握全局的人，他的总体观念、跨专业学科知识面的广博贯通，决策组织管理领导能力基础，远比仅仅很窄的某专业基础的扎实精深重要得多。
记：您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教学做了反思，特别是对“基础扎实”做了剖析性的、批判性的思考，是不是您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对不赞成您的观点的……
孙：我们希望就此能引起大家共同探讨。
基础问题，就整个社会、即使就整个教育看，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放在知识经济、科教兴国关键在人才、创新的背景下，基础问题的讨论就显得十分重要。现实是：人才早期培养主要在学校，学校教育最多在教学，教学中最强调基础扎实。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实质上是在寻求对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思想、人才观念、培养目标等在更深层次上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或突破口，从以知识积累为中心、目标，转向以人为本、学生为中心、致用求创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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