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摘要：

　　作为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从培养儒家正统的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出发，提出一整套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他的教育思想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封建道德的消极内容已被历史所扬弃。然而，他把读书（应当可以看作是语文教育）作为格物致知的主要途径，从自已的实践和前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许多积极的因素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仍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语文教育目的观朱熹的教育理论是他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而培养圣贤，通过传授修已治人之道，使之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因为教育的作用是变化“气质之性”以恢复“天命之性”。“教之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之天下”。(1)而语文教育则是实现这一改变的手段与途径。“为学之道，莫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2) 他考查总结了历代教育经验，精辟地指出“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3)而导致的后果是“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4)而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他分析了福州学校和中央官学的具体情况，“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5）“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6）

　　从这几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秦汉以来教育不如夏商周三代，体现在秦汉以来的教育“怀利去义”，忽视了道德教化，也即忽视了统治阶级正统思想道德的教育，而以章句训诂为业，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他主张要恢复三代时优良的语文教育传统，要以“明人伦为本”，教人“德行道艺之实”，强调语文教育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从语文教育的文道统一的观点来看，朱熹深刻地认识到语文教育不能仅以“章句训诂为业”而“不明道德之归”。语文教育是培养人的途径与手段，是道德教育的途径手段，而不仅仅是使学生“善为科举之文”。强调语文教育的思想性，是完全符合语文教育的规律的，尽管受历史条件和自身哲学观的制约，他强调的是封建的思想道德，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查，无疑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强调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从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发的。当然，在他所在的时代，语文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只能成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充其量也只是一门特殊的工具而已。

　　二、语文教材观及语文教材建设从其教育目的出发，朱熹一生致力于教材的编撰工作，在语文教育内容上，选用儒家经典著作，根据他对学生年龄、心理特征的理解及学习过程的认识，编撰了自成体系的一系列教材。

　　他专为蒙童编写了《童蒙须知》，就日常生活中择其可知而易行的，分别为“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以及“杂细事宜”，教以如何做法，如何练习，作为指导实践的教材。

　　他又为小学他把古人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群臣、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编写了《小学书》，作为初学者的必读课本。其中一部分内容有助于培养獐儿童的良好习惯，端正学习态度。

　　他还将儒家的重要著作改编为准确而简明的教材，使其便于“童子之习”。他认为“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7）（《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晦庵文集》卷八十二）。“《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8）（《朱子语类》卷十九），因此，他用毕生精力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及其注释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他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说：“予既序次《论语要义》……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篇。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意，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右。……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9）可见，《训蒙口义》既可看作是一本教学参考书，也可看作是一本自学读本。

　　《四书集注》是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部语文教材。有学者认为“它确立了封建科举制度考试应试教材的体例，成为自宋末至清末四个朝代近700年我国封建科举考试命题与应试的范本”。（10）

　　三、语文评价观朱熹认识到语文教育评价对语文教育起导向作用，他针对当时科举制度“追求利禄”的功利主义和专以“文词”取士的考试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11）他批评科举制度使“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12）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缉缀言语，造作文词……”，（13）他还具体指出改革评价内容的主张，即“罢诗赋”。“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14）虽然他的“罢诗赋”的主张有些矫枉过正，但是他对科举考试中的利禄主义和“缀辑言语，造作文词”的语文教学观念的批评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改变应试教育，推行语文素质教育是不无启发的。

　　四、语文教学原则细立课程、循序渐进语文教学要有个通盘的计划，作出周到的安排，教学进度要适当，要按部就班，扎扎实实，既要抓紧，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宽着期限，紧着课程”。“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谓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谓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15）“读书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农功，如农之有畔，为学亦然。今之始学者，不知此理，初时甚锐，渐渐懒去，终至都不理会了，此只是当初不立程限之故。”（16）

　　他就读书具体解释了循序渐进的含义：“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17）而读儒家经典的次序，先读《近思录》，次读《四书》，后读“六经”。

　　他特别注重基础教育和语文良好习习惯的培养。他将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在大的阶段，小学阶段主要是识字、口语的教学以及基本的读书写字和口语交际习惯的培养。大学阶段主要是通过四书五经学习文章的读写。并且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抓住儿童学习的独得的时机，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18）“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19）

　　启发引导、学思结合朱熹在注释《论语》中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他进一步解释：“此正所谓时雨化之。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已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20）在这里他论述了启发式教学中的启发时机的重要性，在教学中教师要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其处于“愤”“悱”的状态，因此教师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A要激发学生的疑问，调动学生开动脑筋，勤于思索，积极思维。他认为疑问越多，学习进步就越快，“大疑则可大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1）

　　B善于引导学生解疑释疑，“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22）从有疑到无疑的进程正是体现教师作用之处。“指引者，师之功也”（23）“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24）

　　C不要将现成的结论塞给学生，要尽量少讲，多让学生自己学习。他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25）

　　先博后约、博专结合朱熹提倡博学。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只有穷尽万物之理，才能达到“天理通明”。因此他主张“天地万物之理，修已治人之方，皆所当学”。（26）这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以及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大语文教育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把握住了语文学科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与语文能力训练的多渠道。这对我们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一心只做测试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朱熹也认为博学不能“杂而无统”，而应博约结合，“博而后约”“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杂”。（27）博是约基础，约是博的发展，通过博学，掌握一般原理，然后，以一般原理去分析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达到专一精深。如果“但求众物比类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异，则于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28）因此，应做到博学与专精的辨证统一。

　　时习与温故知新相结合朱熹认为温故是知新的基础，“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也。”（29）他把温故知新当作是教师的必备能力之一，教师要通过让学生不断的复习，熟练地掌握旧有知识，加深理解，上升为能力。

　　五、语文学习方法熟读精思他强调只有熟读精思，才能对文章把握得深透，才能准确牢固地记忆。“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30）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了自理会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辛，始为知味。”（31）

　　朱熹不仅要求读书要“成诵”，而且在成诵的基础上还要反复诵读，而且是遍数越多越好。有研究者批评他的这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机械的读书方法，但是，我们常说的语文学习须“要死要活”，在精读方面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的确非常需要这种“死”，这样才能积累丰富的语料，目前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的“半死不活”“走马观花”的读书方法是不利于语文学习的。潘凤湘教师的教学，经常用七、八课时学习一篇课文，效果很好，语文教学需要处理好快与慢、死与活的关系。叶圣陶先生说：“一目十行地囫囵吞枣地读下去，至多只能增进一些知识和经验并不能领会写作的技术。要在写作上得益处，非慢慢咬嚼不可。”（32）

　　2、虚心涵泳他认为阅读文章时要保持客观的态度，以他说观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已观物，不能先入为主、穿凿附会，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凭空猜测。在有疑时，更要虚心静虑，不匆忙取舍。他说“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之合。”（33）“至于文意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34）

　　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深刻体会书中的意趣。“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目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35）

　　3、切已体察、学以致用语文学习必须避免读死书，只在纸面上做功夫，要切已体察，学以致用。语文学习要密切联系生活。这里包含两层意思A阅读理解必须联系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才能达到深刻的理解。他说：“读书不可只在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36）

　　B语文学习要将所学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入理解，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养成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语言，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37）因此语文学习应当“从容乎文义句读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是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38）

　　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主体借助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的知识，新的知识只有纳入主体的旧有的知识体系中去，才能被理解，这种理解还是浅层次的；而理解并不是终极目的，主体还必须将所理解的知识尽可能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不断的丰富与完善，以求更高层次的理解，更好的运用，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每读一遍《红楼梦》，我们都有更新更深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这种“切已体察、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是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与运用的。

　　六、语文学习习惯语文学习要有方法，但光有方法还不够，还需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朱熹特别强调良好习惯的养成。

　　“三到”读书要“三到”，要注意力集中。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其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39）“三到”是熟读精思的基本条件之一。

　　诵读“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40）《童蒙须知》他指出读书诵读要注意的养成的几个习惯：A姿势正确。B认真细致。C响亮。

　　写字要养成认真的写字习惯。“凡写字，未问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41）“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42）

　　爱护书籍、文具他说：“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摺。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将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43）“书几书砚，自黥其面。此为最不雅洁。切宜深戒”。（44）

　　交际用语礼貌“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45）

　　朱熹的关于语文学习习惯的言论固然包含了许多封建的“三纲五常”的内容，但是，他对儿童良好习惯养成的重视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还是有价值的，叶圣陶先生就强调“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只有养成了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才能使学生真正“用不着教”而终生受用。

　　注：

　　（1）南剑州《尤溪县学记》（2）《性理精义》（3）《中庸集解序》（4）《镇江府学记》（5）（12）《福州州学经史阁记》（6）（11）《学校贡举私议》（7）《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晦庵文集》卷八十二（8）《朱子语类》卷十九（9）《论语训蒙口义序》（10）《文章学与语文教育》309页（13）（14）《玉山讲义》（15）《朱子语类》卷七（16）[22]（35）（36）（37）（38）《学规类编》（17）《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和·朱子读书法》（18）（19）（23）（24）（25）（26）《朱子语类辑略》（20）《朱子全书》《论语六》（21）《晦翁学案》（27）《朱文公文集》卷三）

　　（28）《大学或问》）

　　（29）《朱子语类》卷一）

　　（30）（33）（34）《朱子大全·读书之要》（31）（《朱子语类》卷十）

　　（32）（《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P54）（39）（40）（41）（42）（43）（44）（45）（46）《童蒙须知》

　　摘自：一苇渡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