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修订原则：遵循规范、引领规范

　　“1954版《新华字典》重编稿在交付终审前需经历六关。”刘庆隆回忆，“第1关：编写小组内同事互相审读提意见，再退编写人修改；第2关：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把关；第3关：编辑室领导定稿；第4关：定稿油印后，请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部分读者、所有编写者审读并提意见；第5关：按照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第6关：进行体例等方面的技术加工。如再算上终审，重编稿要经历七次审读把关。”58年后，第11版《新华字典》审读多达10次，校对多达15次。繁多的流程远非一般图书“三审三校”可比。“几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和历次修订者以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打造出的这部字典，是一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第11版新华字典主持人江蓝生说。

　　1955年，中央提出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在此之前《新华字典》的编写就已经有了汉语规范化的目的和意识。魏建功说，《新华字典》是把“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总体例的，“那时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和简化的工作尚未进行，服务对象也只限于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正是字典编写者所具有的超前意识，对长期以来的汉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做出了贡献。

　　第11版小字典：“老朋友”展露“新面貌”

　　第11版《新华字典》新增了“民生”、“福祉”、“和谐”、“愿景”等近几年使用频度较高、社会各界已经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词汇。江蓝生曾在日前出版座谈会上表示，这次修订堪称“老朋友”展露“新面貌”。程荣说：“《新华字典》的编撰者不是主观刻意地去专门收录反映社会现实的词汇，而是在广泛收集各种反映社会生活的语言材料基础上，进行收词和举例。”

　　她举例说，1953年版《新华字典》中“富”字的例句有“……土改后的农民家家有富余的粮食”，在当时的语言材料当中，按辞书编撰的方法对这些语言材料进行观察会发现“土改”这个词使用广泛。而1957年版就将它改成“……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家家有富余的粮食”，1953年春土改基本完成，农村出现互助合作运动，使合作社成为50年代中期语言材料中非常突出的词语。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合作社”也已经从第11版中删除。

　　“《新华字典》是与时俱进的。从2004年第10版出版到现在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其间出现了很多新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尤其是网络语言。”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曹先擢说。“学历门”、“房奴”、“晒隐私”等网络热词也被作为《新华字典》例词收录，有人说这本老字典开始变得时尚。对此，程荣认为，“规范型汉语辞书收词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普遍性，也就是说，使用范围要宽，不能只在网上或其他有限领域里用，而未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二是稳定性，也就是说，收进的新词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生命力，而不能是昙花一现。三是规范性，也就是说要符合汉语、汉字的形式规律和发展规律。”规范性、导向性与时代性之间，编撰者们并没有迷失脚步。

　　作为一本普通语文字典，修订者们常说，《新华字典》的编修永无止境。公众作为这本字典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最有权力表达对它的意见与反馈。

　　1965版、1971版《新华字典》读者来信说，因对“鹅”的解释为“头部有黄色突起”的为雄性，而错杀雌鹅；1979版、1998版中“莲”的插图，引起读者质疑“莲藕的一个环节上不会长出三根茎”；也曾有年逾六旬的读者带病表达对《新华字典》某些注释的看法。让《新华字典》质量更高，是这位可敬老人的唯一目的。

　　第10版、第11版《新华字典》出版，有读者细心地发掘出很多“错误”。《中华读书报》曾发表张洁宇《〈新华字典〉：一本错误率为零的书》一文，当然，错误和错误率是不同的概念。

　　差错为零，尽管很难做到，但这也是所有辞书出版工作者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