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文化发展上，往往是学术权威引领着各专业领域的发展和规范，但在语言文字领域却不尽然，语言学者常常遭遇尴尬，显得很被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晁继周教授就曾讲了在《现代汉语词典》(下文简称《现汉》)修订时遇到的一个故事，说作家杨朔在他的作品《荔枝蜜》中误将“蜇(zhē)”字写作“螫(shǐ)字，结果《现汉》专门增收了这个“螫”字，解释为“蜇”的书面语。作家的一个笔误竟然使《现汉》这样一本权威性词典为其专收一字，专释其意，迫使千百万人把它当作真理性知识来记忆，这不得不使人对“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
也许有人会把这一责任归咎于语言学者的失职。但事实上，对语言规范最热爱、最关注的还是语言学者。遗憾的是，当语言学者面对话语权力的时候，他们的意志往往遭到抑制，不得不屈从于“话语当权阶层”的压力。在社会语言环境中，最能影响语言使用和传播的不是语言学者，而是那些具有话语权力的作家，占据公众媒体的编辑、记者、主持人以及那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为大众关注的歌星、影星等。他们凭借其话语权力或影响力将个人用语好恶、习惯，甚至创制的词汇等强加给公众，并将其中一部分个人语言转化为社会流行语。比如“下课”，《现汉》解释为“上课时间的结束”，但随着一些体育记者和足球解说员的天才联想，它被频频用作“教练被辞退或球员离队”；而一部电视剧《下课了要雄起》又使其含义扩大到“下岗”的意思。雪村的一句“翠花，上酸菜”，冷不丁地使普通话词汇里又多了一个通名“翠花”。一部《现汉》又怎能周全，怎能不出漏子？按语言学者的规范要求，副词是不能修饰名词的。但偏有电视广告使用诸如“很青春”、“很男人”、“很绿色”之类的说法，对受众狂轰滥炸，犹如生米煮成熟饭，一旦类似的用法占有一定市场后，坚持语言规范的语言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反过来重构语法规则，好不尴尬！
还有一种语言应用现象，更该引起全社会关注。只要认真审视当下汉语词汇，不难发现其中已经混入不少“洋文”，有的甚至进入基本词汇。“WTO”、“QQ”、“IT产业”、“PC机”、“IP电话”、“E时代”、“com”等正在被广泛使用，人气正旺。尽管语言学者忧心忡忡，惊呼“汉语的纯洁性遭到了严重污染”，但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据说，著名语言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明扬先生至今到医院仍不管“B超”叫“B超”，他认为这个词用得不伦不类，不合汉语规范，拒绝接受。遗憾的是别人并没有因为语言学者的率先垂范而摈弃这个词语，如果不说“B超”，那东西该叫什么才可让公众听懂？这只不过反映了语言学者的无奈。之所以如此，其实还是那句话：语言学者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力。他们的声音远没有那些拥有话语权力和公众影响力人物的声音传得广和远。
如此看来，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近4年的今天，我们的语言学者还会遭遇如此尴尬并不奇怪。规范汉语及其应用，是一件科学性、政策性、群众性很强的工作，它不仅需要有大批的语言学者研讨语言文字规范，发动广大群众关心和参与语言文字规范活动，更需要研制便于全体国民学习、掌握和操作的比较完善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以利于语言文字专门工作部门以及地方、行业对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的监督和管理。尽管多年来国家和地方制定了许多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对社会语言文字混乱现象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但在建立完整的、系统的、适合今天语文生活发展的法规建设方面仍显得滞后。建立有权威的语言使用法规，是语言学者更好地发挥作用和大众媒体和社会成员都能规范使用祖国语言的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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