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职称是待遇还是岗位？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的话，隐约会在吴梓同耳边响起。

　　“看看学校的职称评比标准，几年就一个变化，而且是越来越严，这对年轻老师非常不利。”吴梓同说，“新来的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们的研究水平并不弱，一个上世纪80年代评上的教授并不见得就比现在一个讲师水平高。然而这群正值创造力勃发年龄的人，很多处于郁闷、浮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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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就是做人，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以真性情做真学问，让自己真正得到提高，也就感到快乐。”尽管也曾面临量化指标的问题，但周国平还是坦然面对。

　　发表了大量哲理散文，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周国平依然欣然为之。对于自己的学术和写作，他用两个坐标来衡量：一是在自己人生中的价值，二是在人类文化和社会现实中的价值，“其余概不重要”。“我写我喜欢写的东西，这本身是莫大享受，我不会因为利益考虑而放弃这个享受。”他说。

　　“也就这么一二十年，职称评审变得匪夷所思。真希望能早点成为历史，回归到纯净的学术环境里，安然地做自己心仪的事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这样认为。“要淡化职称的作用。比如在中国科学院，前些年我们评、聘是分开的。你有这个职称，聘与不聘要看综合素质。要让职称回归学术本质，不要跟利益死死地、紧紧地挂在一起。”

　　储朝晖也有同感：有些国外大学实行教授职位的岗位制，只要能胜任这个岗位的工作，就可以成为教授。最关键的是要在大学里建立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谁走在探索科学真理的前面，就把谁作为团队的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