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点，我国古代哲人十分清楚。老子宣扬的“无为”，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办事。孔子赞颂的“天命”，就是“五十而知”的“天命”，就是“不短命，无以为君子也”的“天命”，也就是要按“天何言哉”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为高级人才。《四书·大这》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书中指出8条要领的关系：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8条中，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格物，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致知，就是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我国在从日本引入“科学”这一词之前，将Science译为“格致”，极为恰当。格物致知就是科学，就是个人该怎么办、家庭该怎么办、国家该怎么办、一切事业该怎么办的前提与基础。

　　科学教育至少应包括4个方面：科技知识教育、科学思维（思想）教育、科学方法教育与科学精神教育。这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科技知识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科技知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进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金属工具的创造，就没有农业社会；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电磁现象的发现，就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半导体的发现，就没有信息革命；如此等等，何可胜数？！纳米科技、生命科技，正酝酿着人类社会更为巨大、更为深刻的变革与发展。在知识上，没有发现，没有发明，没有创造，哪能有社会的前进？没有知识，就没有前进的力量。如果再涉及社会科学知识，众所周知，那么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及发展，作用就更难估量了。

　　科学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科学思维主要是严密的逻辑思维。严密的逻辑，保证了思维前后的一致性、连贯性，从而无矛盾、无谬误。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历史功勋就在于提出了作为正确思维基础的形式逻辑，而这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正是形式逻辑的最早范例，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即仿此而写，许多科学家都是仿此建立自己的科学学科的体系。没有科学思维，轻则走弯路，重则入误区，临深渊，遭毁灭。

　　科学方法是事业成功的前提。科学方法是科学知识按照科学思维而付诸实施的行为；显然，这就有可能保证行为是正确的，实施是成功的。方法是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办事，总得有方法，方法体现着知识，体现着思维，离开知识与思维的方法是不存在的。事业的成败最终体现在方法实施的过程中。

　　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这是科学的精髓。迷之者挫，逆之者亡。这正是我国目前所急需的。不欺人，不骗己，不蔽上，不蒙下，不搞“数字化”游戏，不搞“水”货，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向人民负责。凡是精神都是人文的，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的，也就是求真的人文精神。

　　科学是个整体，从而科学教育也是个整体。那种急功近利的观点与作法：重视所谓有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而轻视所谓“无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漠视科学思想，无视科学精神，割裂乃至抛弃科学整体，则是十分片面的乃至是错误的。当然，人文也是个整体，人文教育，包括人文知识、入文思维、人文方法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也是一个整体，而决不能割裂，特别不能无视人文精神这一人文的精髓，即求善的精神。

　　四、必由之路：科学人文交融

　　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始于人文教育阶段，中间经过二三百年来的科学教育阶段，今天正在走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阶段，这一发展是必然的，是同社会发展有关阶段相适应的。

　　工业社会之所以为工业社会，正因为基于科学技术之上的工业及其手段，展示出人类惊天动地的创造力，创造出一个个的人间奇迹。但是，与此同时，人间也陶醉于所谓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奇迹”中，陶醉于乃至于迷信于科学技术的威力，违背了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辩证法，忘了人是“人”，忘了自然是整体，忘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必须和谐合一。

　　老子讲得好：“不知常，妄作，凶。”早如哲人所告诫，自然正在报复人间，人类正在异已。严峻现实迫人深思，在科技如此发展的今天，加之知识经济的初见端倪，国力竟争的日趋激烈作为引导世界潮流的大学，必须把高等教育在高一个层次上复归于“育人”这一本位；只能是“育人”，决不是“制器”，决不是一切形式的只重视教做事的急功近利。这是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即教育思想问题。教育对象是“人”，教育的首先任务是“育人”，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从而教育思想就应该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的“素质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教育方式或课程体系、课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