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园方叫苦 禁费后调价前几个月亏损谁埋单

　　记者发现，在是否退还赞助费这一问题上，那些由企业或街道投资办的幼儿园反对声音最大。原因是以往没有确定为公办幼儿园之前，“不公不民”的身份将他们推向了边缘：在基本没有享受过公办园的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却要按照公办园270元/人/月的保教费标准收取。于是，那些为补贴成本而存在的兴趣班费用和赞助费便成为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文件最终要求退返赞助费，那我们就不会再接收非本企业员工的子女了。”某大型国企幼儿园园长无奈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企业办园推向市场至今，教师的工资和退休教师的社保费用基本上来自赞助费和兴趣班，最艰难的时候，幼儿园更要向企业借钱来发工资。

　　一位街道办幼儿园园长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细账：该园有6个班，按180名幼儿来算，规范化配置需要配备36名教职工。按每位平均月薪3000元算，36名教职工工资支出共108000元；加上500元/人的员工膳食费以及社保及公积金800元/人，幼儿园的员工支出154800元/月。另一块是每月约30000元的场地租金和10000元的水电费；幼儿园每月的总成本在194800元左右。而这也并未将园舍修葺、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其他教育成本计算在内。

　　再看收入情况，从今年2月颁布禁令至今，除去假期2个月份共5个月，按未调价前270元的保教费标准收取，该园180名幼儿5个月共收取243000元。按照禁费令，这笔保教费便是幼儿园的唯一收入（伙食费等服务性收费以及代收费均规定专款专用），然而，这几个月的总成本却已高达974000元。

　　这巨大的亏损差额如何填补？“在保教费未调整，财政补贴还未下拨的衔接期中，幼儿园的经营依然只能靠赞助费来维持。”该园长疑惑，假如这笔赞助费“吐出来”，是否政府能填补这几个月的亏损。“若不能，幼儿园只有死路一条，这样对谁有好处呢？”一位梁姓的公办园园长直言。

　　未来担忧改头换面的新增费用如何杜绝

　　尽管幼儿园叫苦连天，但人们还是不禁反问：在不设上限的赞助费难道还不够填补亏损？

　　以天河某校附属公办园为例，据老生家长透露，该园3年前5个大班、5个中班以及其中4个小班今年捐资助学费标准为：校内教职工子弟5000元/年，校外人员子弟12000/年。而第二年新增加招生的2个小班和4个小小班因“物价大涨”，捐资助学费的标准已经升至校内职工子弟11000元/年，校外人员15000元/年。

　　由此粗略一算，单是当年开学期间，该园已收取了近90万元的捐资助学费。值得一提的是，此数字并未包含部分家长为保儿女入学而多填的数字。而两年过后，这一数字也早已见涨。

　　这笔巨额的赞助费流向何处？对此，多位公办园园长都闪烁其辞。其中一位分管财务的林姓副园长透露，以往广州对于公办幼儿园的赞助费都采用收支两条线。每学期收到的赞助费，除不足半数返还幼儿园外，其余都要如数上缴上级主管部门。“每当有硬件设备或者改善教学的需要，我们都要向主管部门写拨款申请，报批了才有钱改善办学环境。”

　　据记者了解，市内教育部门下属的公办园基本遵循如上流程，而民办幼儿园以及以往的集体、企业办幼儿园则是自收自支，赞助费无须进入财政专项账户。

　　不过，对于捐资助学费这个与赞助费类似的名目，似乎并未在物价部门的监管视线内。“由于捐资助学费的收取是建立在家长和学校双方自愿的原则上，因此没有纳入物价部门的管理范围中。”而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的回应则与物价部门大同小异：“捐资助学主要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教育部门不允许捐资助学费与学位挂钩。”

　　事实上，有家长反映，在禁费后，有幼儿园已将赞助费“换上马甲”，流转成可收取但又不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园方先给家长写一个有账号的小条子，以提醒家长找一家单位或企业、用转账支票将钱汇过来。这样一来，家长所交的赞助费就悄然变成了单位或企业的捐资助学款。

　　“如何衡量捐资助学费是否与学位挂钩？那些没有在账面上呈现的赞助费又如何核算，如何监管？即使退了赞助费，那些改名换姓的新增费用又如何杜绝？”……除了对退还赞助费的可能性继续持观望态度外，陈女士又提出了一连串新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