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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60万人，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纷争一个名额。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用工荒从春节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媒体报道，广东中山市用工缺5.6万人，深圳市用工缺20万人，而专家估计，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所在的西南地区，用工缺口在200万以上。

　　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民富”与“国富”的脚步却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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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沿海省市用工荒，另一方面，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参加两会小组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泉州市副市长黄维礼在思考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其一，是整个社会‘就业’的观念偏差，认为大学生就应该到事业单位，就应该坐办公室，而不是到生产一线；其二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黄维礼认为，我国整个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长期以来是偏低的。国家的GDP在迅速增长，但是在整个分配的过程中，国家分配得多，企业和员工分配得少。

　　“国家留得太多了！”黄维礼说，财富集中到国家手里，国家就有条件发展基础经济和重大战略项目，比如修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神舟飞船等重大科研项目的建设等，这在国家发展的前期是很必要的。“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我们的国家强了，但民却不富，要实现国强民富，分配制度就必须改革，国家应该少拿一点，留给企业更多一点。”

　　“员工仅能从企业拿到一两千元的薪水，他们不愿意再干下去了，所以出现了‘用工荒’。这时候，市场机制迫使企业提高劳动报酬，因为现在人口红利还在，企业一定程度上还有能力加薪，再过三五年，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企业的利润空间再度被压缩，他们就没有能力向员工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黄维礼介绍，近一两年，在沿海一些地区，普通工人的工资已经增加20％左右。去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21.3％，高于GDP增长的11个百分点。“如果大的分配制度不改革，继续这样下去，就很麻烦了。”

　　除了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也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用人和大学生就业问题。“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保障的覆盖面还比较小，层次还比较低，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我们期待国家拿更多的钱，投入到社会保障中来。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好了，大学生到企业没有后顾之忧，他们自然愿意到企业去。”

　　黄维礼还建议加大对工业园区服务产业的发展，“孤零零一座工业园，没有超市，没有娱乐休闲场所，没有图书馆，公共设施缺乏，谁愿意去啊？所以，与工业配套的服务产业要跟上，才能喜迎更多人才到企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