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7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委员总听人说，如今有的人评院士“要花钱了”。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送钱”，但他发现：快到评院士的时候，一些院士候选人就以邀请开会等名目与拥有投票权的院士接触，好吃好喝好招待。

　　“你能感觉到他是在扩大影响——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增加他的印象分。”陈运泰说。

　　对于这类院士候选人，只要对方“不太露骨”，陈运泰也就不说穿。可他发现，除了“活动”之外，有的单位或个人还很会“包装”。“为了包装‘大成果’，就把很多人的成果集中到一个人头上。这种事科技界太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发感慨。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原院长邵国培委员在教育界别的小组会上给与会的委员讲了一个故事。在一次院士增选中，一位院士候选人提交的材料，令很多老院士“瞠目结舌”：此人6年之内，获得了5项国家大奖。他的水平有这么高吗？在过去，一个人一生获一两项国家奖，就很了不起了。

　　“这个产量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造假了？”邵国培表示怀疑。

　　后来，那位“丰产”院士候选人出局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也认为，目前申报院士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趋势：个别年轻人评院士的材料、奖项和论文都很多，甚至多到不可能完成。

　　这种“涂脂抹粉”评院士的风气，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马志明委员十分反感。“对于那些‘包装’的，我反倒不投票。”

　　对于“四处活动”的候选人，马志明也没给过好脸色。他说，有人会提前来“拜访”，甚至这次院士评审会刚开完，就有人打来电话，要“预约”下一届的院士。

　　早些年，院士评选就是学术界自己的事情，很多院士没经过任何“包装”，“原生态”当选。

　　据朱清时回忆，自己当选院士前，论文数量并不多，每年平均发表两三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与研究生一起完成的。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数量很正常，对工作质量也很满意。他搞不明白的是，“现在经常看到有的人一年发表二三十篇文章，光是写英文论文都写不过来！”

　　实际上，朱清时自己的文章，单是最后写英文稿一项，就要花上两三周时间。有人说，是不是他英文不好，所以完成得慢？他不同意：这不是英文好坏的问题，关键是论文要有思想。即便是用中文写论文，他也要改上好几遍才满意，何况英文。

　　朱清时是1991年当选院士的，他当选的过程很简单：当时他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工作，单位最初的院士推荐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在推荐院士候选人截止日的前几天，两位老院士认为，应该推荐年轻一点的科学家，这个名额就落到了朱清时头上。

　　朱清时为自己参评院士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填写了一式三份的推荐表。当时的推荐表还是油印的，只有简单的个人情况和代表作简介。参选材料里，分量最重的当属老院士的推荐信。

　　随后，朱清时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也没搞任何公关。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告知当选了院士。“当时，大家都认为院士是学术界的最高称号，没有人觉得特别。当选之后，单位也没有庆祝。”他说。

　　现在，参选院士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一些候选人所在的单位，也加入到“跑院士”的行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表示，现在，院士被炒得越来越高，这与物质利益有关。院士是一级教授，申请项目容易。一个单位能培养出一个院士是巨大的荣誉。实际上，如今只要是稍微像样点的大学，都有“培养院士”的规划。而到了院士评选阶段，更是需要“组织出面”。

　　为此，一些院士候选人及其单位就会做大量宣传工作，甚至会出现宣传失真乃至造假的情况。

　　据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左铁钏委员介绍，现在很多包装公司应运而生，教科学家如何包装自己去拿奖，俨然形成了产业。一些年轻人被鼓励去包装公司“听听课”。否则，“你傻乎乎的，写那些东西根本拿不到奖！”

　　“有人说，你要当院士，没有几百万元的公关费拿不下来。”她说，虽然这是个别现象，但学术界确实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2011年，又是院士增选年，有人又开始“活动”了。

　　“老百姓盼着把科研搞上去，国家也不惜代价。可是学术风气就这样被搞坏了。”一位政协委员感慨地说。他援引一位领导的表态：不希望看到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出了一堆论文，出了一堆院士，但是科技创新却搞不上去。（记者 原春琳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