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自编工科大学教科书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带着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本世纪初，国内仅有的几所没有工科的大学，如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多延用外籍教师，中国教师也大多是留洋回国，用外文教材，用外语讲课，否则就被视为“不够程度”。刘仙洲认为：“长此以往，我国学术无法独立，国将不国。”因此，他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任教，就始终坚持用汉语讲课，并发愤编写中文教材。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编写了《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普通物理学》、《农业机械学》等六本教科书，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又先后编写了《机械原理》、《经验计划》、《热机学》、《蒸汽表及莫理尔图》、《热工学》、《汽阀机关》、《农业机械》等九本教科书。刘仙洲的这些著述，是我国最早自己编写的一批工科大学教科书，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教科书绝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些后来被编入《大学丛书》，多次增订再版，畅销全国，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普遍采用。

　　为了编写这些教科书，刘仙洲在解放前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他总是争取把课程安排在上午头两节，利用天亮到课前的时间备课，课后便全力著述。三伏酷暑，汗流浃背，别人劝他去避暑，他却伏案疾书。一件夏布衫让汗浸湿了，就脱下晾在椅背上，穿上另一件；等另一件也让汗浸湿了，再换上这一件。两件夏布衫来回换，一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敌机每次来袭，他一边防空，一边编书。《热工学》的各章习题，就是在昆明金马山谷中草成的。教科书每天编写多少字，他都订出计划，严格执行。如果白天有事或来客耽误了进度，当晚必定补上。为了对读者负责，刘仙洲编书时精益求精。他不仅反复推敲内容，斟酌字句，就连标点符号也非常严格。文稿付印时，他常要亲自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校阅三遍以上。有时只校出少数几个错字，他也要附上一个小条：“如果方便的话，请把改后的小样再送我一份。”甚至著作出版以后，他也要再三翻阅，检查有无错漏之处，并写上自己的改进意见。在他自藏的著作上，好些地方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改动——有的是文字修饰，有的则是成段的改写或补充，即使多次再版的著作也不例外。

　　在教书和编书的过程中，刘仙洲深感机械名词不统一之苦。当时，由于学校多用外语教学，企业又多延用外人，影响所及，许多概念和机件只有外国名称，仅有的一些中国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如工人不懂英语，就把“弹簧”音译为“司不令”，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机车前的“排障器”叫作“猪拱嘴”，把管机车变换进退方向的“月牙板”叫作“吊死鬼”，既不雅驯，又不统一。有鉴于此，刘仙洲又决心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他广泛搜集明朝以来有关的出版物三十多种，调查当时机械工程界已有的各种名称，工人是怎么叫的，日文又是怎么译法，然后逐个做成卡片。有时一个机件会有很多叫法，他就按照“从宜”、“从熟”、“从简”、“从俗”四大原则，从中选定一个。如Pump一词，有十四种中国译名：“恒升车”、“起水筒”、“抽水筒”、“运水器”、“吸水机”、“抽气机”、“抽筒”、“唧筒”、“唧机”、“邦浦”、“泵”等，刘仙洲和大家一起反复琢磨，最后选定为“泵”。“油壶子”的含义不清，他就根据“从宜”的原则，改为“化油器”。按理，“滚珠轴承”改为“滚球轴承”更科学一些，但当时一些人都习惯于前一种叫法，也就“从熟”。“偏突轮”的叫法过繁，便简化为“凸轮”。有些英语名词的概念很难翻译，常苦思多日不得其果，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只好另创新字。如《热工学》中的重要名词“熵”、“焓”等字，就是刘仙洲创造的。这一工作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历时一年多，　日积月累，编成一万一千多个词汇，于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两次增订，把词汇逐步增加到两万多个。《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的出版，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销售一空，甚至连底稿也被人要走。我国的机械工程名词，由此逐步走向统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有关词汇的编订工作，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像“轴承”、“节园”、“节齿”等机械工程上的常用词汇，当初叫起来，曾经感到很不习惯，今天大家已变得非常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