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叶企孙先生的后半生是在北京大学渡过的。

　　北京大学百年大庆，正是叶先生百岁冥寿。

　　正当清华园里和未名湖畔弥漫着高亢的颂歌，正当首都安排着中国有史以来最隆盛的校庆庆典时，来讲讲叶企孙的故事，似乎是一种不谐和音。在欢庆的时节，人们总是只尝香甜而回避苦臭，声张荣誉而讳言不幸，忘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前不久，一位科学史家撰文指出，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评了五次，其中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五年出现空白，“这空白表明中国科学水平在下降，意味着中国科学事业危机。”一位北大人在校庆前夕写道：“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丧失了锐气的北大，正在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大步迈进。”

　　一个指出“危机”，一个数说“危险”，真是危言耸听，又是一些不谐和音。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科学重镇，不知它们的当事者或者更高层的负责者，是否会有临危之感。

　　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曾经有过这样的传闻，说是教育部向部属高等院校分拨的科学研究经费，北大和清华共占了一半。我以为，即使传闻属实，那一半的经费，也是十分可怜的。

　　《中国院士》一书中有一则一九九二年的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每一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每年可获得四十七万美元的支持，而中国科学家却只有六百八十四美元，为前者的百分之一点四六。《方法》月刊中有一对数字是：大陆科研人员每年人均经费为三千美元，而台湾是六万美元。所以，就算北大、清华得到的科研经费占了教育部部属高校科研经费很大的份额，也难以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正常的科研活动。他们的许多科研费用，必须设法从赞助者和合作者的身上获得。例如，清华建筑学院所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和古村落调查，虽然所费不多，然而，要是没有日本和台湾的民间机构的赞助，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就会立即中止。最近，一位在日本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他将作为日本方面派出的成员（雇员），参与中日两国官方合作的在中国的一项开发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中方为此提供了七十万日元的经费（约为日方提供的经费的三十分之一），日方人员对此深感诧异，因为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日本一位知名教授半个月的薪水。这种情形颇令参加这一研究工作的国内科学家在日本人面前矮了半截。

　　北大、清华两校在校庆之际，分别公布了属于他们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最新数字：清华教师和校友中两院院士共有三百六十四位（在校三十七位），北大的相应数字是三百六十位（在校三十位）。以两院院士总数一千三百六十五位（包括原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内）计，清华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北大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两数相加，共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一。扣除两校统计数字中的重复部分（例如叶企孙、马寅初、冯友兰、季羡林、傅鹰先生等，清华和北大都会统计进去），大约仍可为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与上面提到的科研经费的那个百分之五十正好相若，不亦巧乎。只是，第一个百分之五十（院士数），那院士们多是解放前的学子，而第二个百分之五十（科研经费），则是解放后的事情，两者本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随着全国各地新一代院士的诞生，两校教师和校友在两院院士中所占的高比例已开始下降。例如，清华大学的那个（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在一九九五年时是百分之二十八。不过，那占百分之五十的科研投入，也是弹（钱）不虚发，物有所值。至少，清华和北大都不会把得来不易的钱花销在宴会和别墅的竞相比美、竞相腐败上。

　　我们曾一次次叨念着、欢呼着科学的春天。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史果真有春天的话，那她在近代中国则是羞涩而脆弱的，而且姗姗来迟。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毅来到清华园，看望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叶企孙、张奚若、吴晗、潘光旦、张子高和周培源，并在合影照片上题字签名送与叶企孙先生。他带来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怀，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但是，科学的春天并没有到来。

　　一九五六年，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们以为科学的春天已到，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然而，经过一场“早春天气”之后，便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顷刻坠人严冬。

　　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宣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忽如一夜春风来，知识分子们一觉醒来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然而，周和陈都无力把春风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知识和知识分子都遭到灭顶之灾。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们这才预感到科学的春天。

　　又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届校友、刚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朱<“钅”旁加“容”>基宣布“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多少个三月，多少个春天，多少个花开花落，在经历了漫长的期待之后，人们终于学会了用眼睛盯着未来……

　　一九九八年五月　清华园

　　原载《读书》19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