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所谓地方高水平大学，就是那些非教育部所属，在所在的地方院校中属于“领头羊”的大学。他们一般生源质量好，录取分数高，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院士，有博士后、博士、硕士授权点，博士和硕士人数比重大，另外，硬件设施良好，建筑面积大，社会影响大。他们一般都是“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或是近年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即“一省一校”的高校。

　　近日，2014年全国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峰会在郑州大学举行，峰会由全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联盟主办，北京工业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等来自全国49所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校领导与代表参会，短短一天的信息沟通、经验交流中，可以管窥当下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困境与突破。

　　困境之一是学校的规模过于庞大。南昌大学现有在校生超过了8万人，郑州大学在校生近7万人，贵州大学在校生5万余人。因为之前是多所高校合并而成，形成多个校区且分散在所在城市各个地方，占地颇大，郑州大学有4个校区，占地近6500亩，南昌大学5个校区，占地8000余亩，贵州大学8个校区，占地近4500亩。这么大的规模，若在10多年前定是高校追逐的目标，但现在看来，规模过大，管理的压力也大，而且在资源分配上不仅不占优，反而吃亏，比如省里分配一些名额时，即使这所大学之前是由8所院校合并，但所给名额顶多增加一个两个，而那些规模不大的学校怎么也都有一个，类此种种，让人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可反过来说，规模小的学校还觉得大校处处占尽风光与优势，也觉不公平。总之，规模带来的效应，个中好坏，这些大学是深有体会了，所以北京工业大学的报告以“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倒逼高校从‘以量谋大’转到‘以质图强’”为题，虽然这所大学在校生规模和占地远远不及上述大学，但也是真实敏锐地道出地方高水平大学当下的拐点所在，出路所在。

　　困境之二是办学没有自主权。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惨”到仰人鼻息，但人、财、物这三件大事，是由地方政府的财政厅、人事厅来管理的，其中的利害，一目了然。一些校长反映，高校发展要引进高层次人才，随之匹配的是高薪酬，但这种支出不在地方的财政规划之内，往往一事一议，耗去高校很大的精力。其实除了这三件大事，高校还在许多大事上没有自主权。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提出的改革建议中罗列了两级政府应该下放的权力清单，中央政府的学位权、课程专业设置权，地方政府的编制权、人事权、资源分配权、薪酬权、学费定价权等等，都在这份权力清单中。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也呼吁教育部应该更加关注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他说，现在大学都在制订章程，但大学章程的落实却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显而易见，依目前地方高校在人财物上少得可怜的自主权，难以落实大学章程，而如此大学章程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