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昨日，《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首次接受人大审议，意味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广州将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条例提出，要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同时规定，父母和监护人不得让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处，也不得托付给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代管，“哥哥带弟弟”将是违法行为。

　　去年广州3岁女童琪琪悬挂4楼阳台，涌现了一位“托举哥”：徒手爬上3楼防盗窗，将其托举了10余分钟直至女童获救。随后，各地又有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出现，也幸而获得了好心人的托举。但是，并不是每次孩子独处都能如此幸运。每年，高处坠落伤、溺水、开水烫伤、交通意外伤等，占据了幼儿伤害案件的绝大比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父母因为繁忙或大意将孩子单独置于家中，或置于没能合理照顾场合，或交由稍微年长的孩子照看。孩子没有完整的行为能力与认知能力，无法像成年人一样凭借经验与认知预料到事情的后果，因此，需要强调监护人的看护责任。但或许出于国情，或许出于执法难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没有“临时监护缺失”的相关条文。仅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但这与监护人的看护责任并不完全一样。孩子不幸发生意外，最揪心与痛苦的自然是父母，因此全国性的法律没有额外附加对父母的责任追究。然而，愈来愈多的事例证明，即便父母是孩子生命中最坚实的靠山，也仍然需要把未成年人这个相对脆弱的群体，纳入国家整体保障之中。

　　相对而言，外来务工群体中的部分家庭，由于出现夫妻离异、超生，或迫于生计分身乏术等原因，确实导致不少未成年人不得不自己独处。广州此次为未成年人立法，要求监护人不能让孩子独处，显然是极具现实意义与针对性的。但同时，草案起草专家组亦承认，如此立法的倡导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立法中拟设立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只是一个协调机构，没有执法权或处罚权。只能整合资源，将此类投诉集中处理，再转给各下属职能机构进行具体追责。此外，由于上位法的规定空白，导致了地方立法无权将具体的追责认定细化，否则便构成了越位立法。即便如此，地方立法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倡导与警示作用是明显的，地方立法先行，进而推广全国的立法先例并不少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填补立法空白需要地方立法试水。

　　立法可以引起社会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关注，但是现实来看，未成年权益保护仅仅依靠立法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家长并非有意置孩子于危险之中，生活所迫、事发突然、家庭原因等都客观导致了孩子脱离监护人监管。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又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保护措施？不要说主动承担责任，一些单位甚至对应有的保护责任避之则吉。因此，广州未成年人保护立法草案，首次明确7点到18点内学校不得驱赶学生。社会机构、行政部门与慈善团体在提供未成年人暂时托管方面本应大有所为，却常因责任困惑而退避三舍。而对盈利性托管服务机构的监管，又几乎陷于形式化。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对于他们的珍爱便是对国家未来的保护。我们应该从“管教孩子是自个儿的事”的传统思维中走出来，把未成年人真正作为一个群体来对待，唯如此，他们权益才会日渐强大。　（洪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