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随着2011年诺贝尔奖各个奖项获奖名单陆续公布，“诺奖”又成为热议话题。人们发现，诺贝尔奖获奖成果基本上都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考验。这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警示：科学研究要有长远打算，不能“赶任期”。

　　据统计，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获奖者取得成果平均年龄分别为37.73岁、41.15岁、42.20岁，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平均获奖年龄分别为：50.16岁、50.78岁、50.86岁。以此推算，诺奖获奖者获奖时间离获得成果时间，平均在10年之后。如果再加上学术研究时间，则从启动该项学术研究到获奖时间要在15年以上了。比如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从1973年首次提出树突状细胞概念，到独享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时间长达近40年。

　　15年，相当于我国大学校长和地方领导三个任期，这就意味着“功成未必在我任期”。就算科学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以求“十年磨一剑”，主管领导能“熬”得住吗？恐怕很难。看国内各种学术研究计划，普遍以3-5年为限，都要求科研人员务必在3-5年出成果。为了“功成能够在我任期”，一刀切式的量化考核就必然成为常态。

　　在科研领域，一个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能做出一两个突出成果已很不容易，但在量化式考核逼迫之下，他们就不得不去干一些“小儿科”的事，跟踪别人的研究成果，在边缘领域搞些小创新。若问中国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至少可以算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赶任期”现象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愈演愈烈之势。古语云：“欲速则不达。”在科研领域盲目追求快出成果，只会是有数量无质量，多跟踪模仿而少有原创性重大成果。这是在浪费科研工作者的智慧，也是在浪费科学研究资源，拖“科技兴国”的后腿。

　　自主创新，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好比土壤，什么土壤长什么苗、结什么果。如果仅仅是少数科研工作者耐不住寂寞，以“小儿科”成果为能事，则属于学术道德或科研功利观问题。如果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热衷“小儿科”成果，就绝对是科研管理制度出了问题，此时，改进制度就显得十分紧迫。比如实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实现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还比如把学术资源分配权交给专家学者等等。

　　制度设计不是难事，关键是去做。“赶任期”说到底就是对官帽子负责，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设计什么样的制度。而走出这个误区，首先就要端正政绩观，自觉奉行“功成不必在我任期”，乐于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这也需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和任用调配制度，真正使那些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置于个人荣辱升迁之上的“老实人”不吃亏。（刘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