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吊诡的是，大学以外的人们了解大学，不是依靠自身的观察而是通过大学借助媒体进行的自身宣传来获得。大学中的现实主义者，拿出许多这样、那样的数据，证明自己的工作成绩，用数据来勾勒大学的未来、方向和“理想”，虽然这些数据可能永远就是那么一点，但却可以变着花样出现。这就是饱受外界批评的大学的诸如量化管理、课题至上等政策丝毫无损、我行我素的原因。

　　在学术共同体尚无构建可能的情况下，大学真正的问题既不会引起校内人员的关注，也不可能为校外的媒体所探知。但大学却已经养成了一种眼中只有表扬，没有批评的接受习惯。大学改革不仅永远是少数人的权力作用，而且永远只能是行政性的。这样一来，南科大朱清时校长“去行政化”的努力当然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在“次行政化”之下延续了。

　　大学改革不能缺乏舆论的支持，同时也不能缺乏舆论的监督。媒体的批评既是支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监督的一部分。但这里的前提条件，应该是媒体要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可能和权利。就大学而言，如果要让媒体的支持和监督落到实处，大学本身必须具有开放的精神，其政策需要有相当的透明度；大学的各级领导者，乃至教师都应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换言之，大学应该逐渐从行政性傲慢中走出来，代之以虚怀若谷的谦卑之心，而不是现在这样自信满满，舍我其谁。这样，大学才可能逐渐摆脱行政指标催促下的“高铁速度”，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轨道，并且才可能重拾曾经拥有的教育功能，重建曾经具备的社会威望。一句话，只有敢于面对批评，大学和媒体之间才可能形成彼此互动、合作共赢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