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成都理工大学大四学生邵周成，因为大一、大二4个学期的英语考试一次都没及格，也没有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按照学校的规定将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该校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在例行毕业论文答辩抽查中，发现邵周成的毕业论文质量很高，给予95分的高分，并建议准予这位“特别（怪才）学生”毕业，并授予其学位。最终学校采纳了姚教授的建议，对邵周成的毕业论文进行全文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准予授予其学士学位。（7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看完报道，笔者第一感觉就是邵周成这位“怪才”太幸运了。假如邵周成的论文没有被例行毕业论文答辩抽查抽中，假如不是姚圣国教授“爱才心切”奋笔建言，假如成都理工大学抱定教育部的规定和学校校规不放，假如在公示过程中有专家横挑竖指，那么，邵周成将面临无法毕业的命运。

　　由此，笔者想起了十年前向清华大学请辞教授及博士生导师职务的著名画家陈丹青。陈丹青不能容忍的是博士招生考试中的分数顺序，专业课竟然排在外语等课程的背后。正因为这样的招生制度，美术尖子却进不了美院。陈丹青的力争没有达到姚圣国建言的效果，他的学生也没有邵周成幸运，最终陈丹青只得以请辞的方式表示回应，体现了他维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良知的社会责任感。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专才永远多于全才。堵塞了专才的通道，看起来只是影响了少数人的发展，其实伤害的是大学教育本身。如果说陈丹青教授、姚圣国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仅仅是个例的话，那么透过这些个例我们应当深思：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应该具备怎样功能，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钱学森先生在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不容回避。

　　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塑造，是追求文明进步的殿堂。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恰恰暴露出现代大学精神的缺失。试问，在研究生招生中，把外语、政治作为硬标准，专业知识反而成了软标准；在考核学生毕业时，首先看英语成绩合不合格，而不管其专业是否优秀，这样的做法，早已与培养杰出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又谈何文明进步的大学精神？

　　早在2005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做客新华网回答网友提问时就明确表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存在弊端，这一点教育部是清楚的，而且正在研究改革的办法。然而时至今日，改革办法仍没有下文。我们不能把邵周成这样“怪才”的命运寄希望于诸多个“假如”，寄托于教授赏识的幸运，我们需要的是重塑现代大学精神，需要有利于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制度化改革。（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