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进入暑假以来，有关有偿补课的投诉呈井喷态势，《南方日报》陆续接到全省十多个市县的学生和家长的投诉，直言“严禁中小学校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集体补课”的禁令形同虚设。记者随同广东省教育厅督导队暗访了阳江、云浮、肇庆等地的学校，毕业班复习，培训班补习，实验班预习，“禁补”已经陷入两难境地。（8月15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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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初，教育部便颁布“禁补令”，已经走过十个年头，“禁补令”成了“进补令”，到底是什么原因？对此，教育界上下曾普遍认为，“禁补令”落空缘于“应试教育”的体制、高考指挥棒的指挥。对于此种说法，我以为实有再认识的必要。

　　一些人看问题，都喜欢把原因归结为体制，有些问题一旦打出体制的旗号，反而会对问题的解决无益。一方面，因为是体制负责，于是没有具体部门、具体人的责任了，不仅那些落实“禁补令”不力的教育部门和学校没有责任，公然违令组织补课的学校和老师也理直气壮了；第二，一旦把原因归结为体制，也就标志着这问题存在合理，而且会继续发扬——只要体制不变，补课就会存在下去。

　　“禁补令”所遭遇的体制，无非是应试教育和高考的分数挂帅，这显然不是补课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二者没有因果关系。分数挂帅难道就一定要补课？分数挂帅难道就禁止不了补课？一方面，补课未必就能提高分数。另一方面，即使现在还是分数挂帅，这也是正常教学、禁止补课前提下的分数，所以禁止补课是保证现行体制的措施。同样的道理，难道因为现行干部考核体制有问题，弄虚作假就成了合理的？

　　其实，“禁补令”落实不了，遭遇的“敌人”不是“体制”，而是既得利益者，体制就是既得利益者手上的武器。谁是既得利益者？补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靠有偿补课捞钱，“高考指挥棒”成了他们挥舞的“补课金钱棍”。有的甚至滥用教育权迫使学生补课，并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垄断：垄断生源、垄断价格、垄断补课标准。

　　如果教育部门下决心禁止补课，那么，就是现行体制不变，也完全可以做到。办法很简单，只要下一道死命令，从省市县的教育主管部门到每一所学校，谁发生补课，一把手立即责令辞职，“禁补令”立即就可以落实。我的家乡实行“学校一补课，校长就撤职”，从上学期就在全县做到了一律禁止补课。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有例外，上世纪50年代一样，对缺课和基础较差的个别学生，由任课老师无偿补课，现在有多少老师愿意这样学雷锋？（殷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