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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无论是私立高校还是公立高校，捐赠都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学费收入都是充当一个补充性的角色。在学校这个微观层面上“劫富济贫”，掩盖了政府和社会的失职。
1月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演讲时讲：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应该通过提高大学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茅先生还将相同的思路用于电费问题，主张提高电价，然后将部分收入用于补贴穷人。
其实，主张通过提高高校学费的办法来解决穷人子女上大学困难的观点在“经济学家”口中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2006年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在一个座谈会上抛出这样的观点。
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茅先生也曾经说过：“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我丝毫不怀疑茅先生的动机、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勇气，但良好的动机与认识是否正确之间毕竟是两回事。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高等教育这种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为从对这种服务的购买活动中获益的不仅是购买者自身，还包括社会。对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是一种投资活动，结果形成人力资本。一国的人力资本或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个人最宝贵的资本，远比物质资本重要，所以我们说“教育立国”，“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政府应该通过收取税收的途径来强制性地筹集一部分经费，而且这部分经费和社会捐赠应该成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筹集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渠道、社会捐赠和学费，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在国外，无论是私立高校还是公立高校，捐赠都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学费收入都是充当一个补充性的角色。目前，我们的本科高校基本上都是公立学校，除少数顶级高校外，普遍来说尚不具备能够大量募集到捐款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财政拨款理应成为我们大学办学经费来源的主渠道。但是，现在我国高校面临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方面，财政拨款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要大发展，甚至赶超世界一流高校，怎么办呢？一些高校便卖地、贷款、提高学费、办班、拉赞助。
所以，造成目前高校高学费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不足，高校如果试图通过进一步提高学费标准，想在学校这个微观层面上“劫富济贫”，“独自”或“擅自”解决因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所带来的问题，那就显得糊涂和幼稚了。
茅先生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提高学费，劫富济贫，防止富人搭便车，更有利于穷人上大学。听起来这些观点很新颖，实际有错误。10%-20%这个数字哪里来的？统计的是哪类学校？什么算是穷人，什么算是富人？标准是什么？这些茅先生都没有交代，难道只有那些拿到入学通知书连上学的火车票都买不起的人才算是穷人，剩下的都是富人？都应该被当富人“劫”？以我国现在的财富分配状况，大学里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来自那些工薪阶层或生活谈不上富裕的家庭，连教育部的某高官都坦言以他的家庭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已感吃力了。茅先生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目前中国的富人在总人口中只占5%”。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标准，一国高校相对合理的平均学费水平应该大体为该国人均GDP的20%。我国高校的平均收费水平如果按相对水平计算，已属高水平了。茅先生的观点引来争议应该不属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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