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作为独具人格魅力的现代知识分子，陈寅恪还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1927年，王国维的逝世给陈寅恪以巨大的震动，而他在遗书中的“文化托命”，对陈寅恪的影响之大更是一直贯穿其终生。陈寅恪在王国维的挽联中也写道：“十七年家国久销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伤身。”正是王国维临终时的“文化托命”和挽联中的“谬承遗命”使陈寅恪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那就是如何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以自己的学术研究，重新唤起国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拯救中华民族。

　　出于“文化托命”的目的，陈寅恪先生首先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中古史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中古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既有国家的大分裂，又有民族的大融合，同时外有佛教思想的输入，内有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移植与交流，并且在以后数百年的分裂与动荡之中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他曾经对吴宓说：“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于是从1927年开始，此后的50多年间，他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为使命，怀着其“终必振复”的信念，致力于学术研究。历大半个世纪岁月的消磨，陈寅恪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在近、现代的中国学者中无人能出其右。这种难得可贵的使命意识，使他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学大师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存在。

　　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相联系的，是陈寅恪的创新精神，这是他取得如此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终其一生，陈寅恪除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外，还有就是在治学中总是有过人的见解，在学术研究中总能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特别是他善于运用材料、善于从旧材料和常见材料中提炼出新见解的能力，一向为人所称道。傅斯年先生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他曾经在《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中对陈先生大加赞赏：“我的朋友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他与同时代那些留洋欧美的新派学者有所不同，不以“贩运”或“转译”来取胜，而是力主学有根基，言必有据，不因时代风潮而动，而是冷峻的观察事实，从新的视角处理原有的材料来不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新的论点、论据。

　　作为一代大师，陈寅恪为海内外学人树立了一个高峻的标格，使人们觉悟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一种理性的文化心态。陈一生守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的是凭自己的睿智和胆识，实践一条现代知识分子终将会走通的“续命河汾”之路，意欲建构自成一体的知识分子价值体系。虽然历史造成了先生之不幸，但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在现代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先生的风骨为后世学者所景仰，先生的思想也必将为后世学者所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