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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架上，小说不超过五本

　　“在我的书架上，小说不超过5本。”聊到阅读，高晓松的第一句话出人意料。他像一位高明的游击队长，跳出了记者预设的埋伏圈，在别处开辟了一片战场。

　　“很多人好奇我现在长时间待在美国，做些什么事。其实，前一阵我在那里为一位大导演写剧本，是历史题材的。”在他看来，小说与真实历史比起来，太轻浮。“几十万字的长篇，在一个数学公式面前就等于一个零。一个时代过了之后，畅销小说就会变得粗鄙无闻。而历史总是比小说中的想象更鲜活。”

　　喜欢历史。是的，还记得电影《南京！南京！》的一次发布会上，在导演陆川面前，高晓松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国与抗战历史的种种，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令媒体惊叹这个音乐人历史知识之渊博。

　　关于美国的电影剧本，出于保密义务，高晓松按捺住了自己表达的冲动。不过，话题一进入历史的范畴，高晓松的发言就是倾诉式的。相对于窦文涛那样的“知道分子”，他更像是“知识分子”，因为叙述中他夹杂了大量“私货”他有着鲜明的个人史观。

　　“我喜欢研究各个版本的《资治通鉴》。同样一本书，不同的后人来研读，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其中，柏杨版是高晓松最为推崇的，原因是“特好玩”：“司马光笔下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古代官名，柏杨批注时都用现代语言加以一一对照，什么是总理、副总理，什么是国防部长。原来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变得特别亲和。”

　　以高晓松的眼界，他并非什么历史书都爱看。“有些垃圾的历史书，充满了可笑的历史观。”他认为，这些人先是预设一个自己的理论，然后从历史当中寻找一些碎片，去加以证明。“不管多狗屁的理论，都能找到一点料。”而另外一种人，总想从历史上找出点事来讽刺今天。“拿历史当武器，这是对历史的侮辱。”

　　他特别推崇的史学家有两位：钱穆和吴思。

　　“钱穆大师在晚年双眼全盲了之后，通过口述，写出一本《晚学盲言》。我特别喜欢他的观点。”而吴思的《血酬定律》，在高晓松看来，对人们在社会中如何比较付出与收益，权衡机会与风险，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中国历史是高晓松的最爱。“外国那些历史书，远没有中国的精彩。他们的历史，虽然很肮脏、很黄很暴力，却总是很傻很天真。勾心斗角的中国历史，充满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