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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向左,清华向右
提起清华,总少不了谈论北大;评价北大,又免不了涉及清华。由于工作原因,我也时常接触北大、清华两校的教授和学子,对这两所学校的不同也颇有感触。如果说北大是激进的,清华则是传统的;北大欣赏叛逆,清华遵守规矩;谈起北大,想到的是蔡元培、鲁迅、陈独秀,提到清华,联想的是李政道、杨振宁、华罗庚;北大是理想主义的,清华是现实主义的;北大是首诗歌,清华是篇论文;北大追求自由,清华讲求法度;北大灵活,清华踏实。国学大师季羡林更是言简意赅:北大是杜甫,深厚凝重;清华是李白,清新俊逸。
常说北大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清华人埋头苦干,行胜于言,但北大才子看不上清华的“太过现实,缺乏理想”,清华学人则对北大“眼高手低,空谈误国”深恶痛绝。同样都坐拥一汪浪漫的名湖――未名湖与月色荷塘,为何两校学子气质却大相径庭?真的是北大精神在未名湖之内,而清华精神在荷塘之外?
我试图从两校的迥异之处,发现它们在人才培养、人才发展方向上的侧重,特别是更多音乐人出自清华的原因。也许缺乏理论支撑或者存在某种偶然可能,但这样的探讨对于教育无疑是有益和有趣的,权当抛砖引玉。
音乐,更适合擅长“从小事做起”的清华人。北大人常常习惯于“从大处着眼”,却往往不肯从小处着手;相对来说,清华人往往重视从小事做起。这从两校所提出的口号上又能看出,北大提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而清华则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虚一实,风格迥然。
创作,更接近心灵的自由。或许是我们误读了北大的自由,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感慨:“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许多人误以为北大是最自由的所在,殊不知只有在清华才能找到真正属于现代人的自由。虽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真意,但这也许正是个影响创作的因素。
音乐创作,要热情更要冷静的头脑。对于音乐,我是外行。但卢庚戌的话能或多或少给我们启发:创作的最初是感性的驱使,接下来就必须靠理性的完善。从这点来说,更注重理性思维的清华学子或许占了优势。
音乐人,不是一个人在工作。相对于强调个人奋斗、权威赏识的北大人来说,清华人成功的诀窍更倾向于方方面面的协调合作:学会与其他音乐人沟通,包括监制、编曲、制作人等合作,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认同该认同的,坚持该坚持的,这样才能做出好音乐。
在此做这样的探讨,我并无褒扬或贬低清华或北大之意。事实上,作为中国难分伯仲的两所最知名高等学府,北大和清华,如果说区别在于侧重一文一理、一动一静,不如说它们像是一只手的手心手背,差别明显却联系紧密;更像是太极的黑白,风格迥异却共撑乾坤。尽管北大、清华两校的学子经常互相调侃,一边说把北大变成清华的燕园分校,一边说把清华变成北大的工学院,实际上清华羡慕北大活跃的人文气氛,北大也感叹清华的严谨务实。这两所一般院校无法望其项背的“侃将”和“干将”,心存更多的应是惺惺相惜的味道。
自由也好,务实也罢,教育如何切中要害,帮助学生找到最佳的发展途径并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支持,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清华毕业的那位音乐人所说,大学不应是流水生产线,不应教出来的人都一样。不是清华出来的就一定都是工程师,北大毕业的都是愤世嫉俗的诗人。大学培养出来的,有企业家、文学家、歌手……能帮助他们专注其所长、发挥其所长,这才是一个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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