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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反贪局负责人称，随着中国对外司法合作的加强，以及国内法制的逐步完善，出逃海外的犯罪分子将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
　　
    出逃人数
　　
    许超凡远遁加拿大，在犯下惊天大案之后。与这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两位前任──余振东和许国俊。其中，许超凡在案发前已当上了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
 
　　此3人所涉嫌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在2001年10月12日的自查中，中国银行发现了高达4.83亿美元的账目亏空。“起初，我们以为是电脑的问题，”中行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最终核实的结果是：巨资被广东开平支行的3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

　　案发后第叁天消失，使用假护照越境，案发前已将家属转移出国，人们惊叹于疑犯逃计划之周密。“但这不是许超凡的首创，”杨诚──加拿大刑法改革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逃往海外越来越成为中国贪官逃避惩罚的首选。而出逃的人数、级别、手段，都不断上升。”1998年5月，同样在中国银行，发生过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谢炳峰、麦容辉两人贪污后潜逃泰国的案件。但这两人不过是普通工作人员，涉案金额为5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与开平一案盗用近5亿美元、疑犯官至处级，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而在近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两国高官潜逃海外，更让人为之震惊。

　　“起初，贪官们是案发后仓促出走；而后变成案发之前做好准备。”杨诚这样描述出逃手法的翻新，“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而当事人长期游移于两国之间。一有风吹草动，便不再回国。另有些官员家属，因涉案同样选择出逃，比如沈阳前市长慕绥新之女慕洋，武汉市城建委主任张克孝──人称‘武汉第一贪’的妻子。”
 
　　同时兼任着澳门科技大学教授的杨诚，长期关注着官员出逃的问题。2000年，他曾就此问题上书国务院领导，并得到高度重视。
 
　　据一位曾供职于最高检察院外事部门的人士透露：近期以来，每年惊动高检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出逃案为20-30件，引渡回国者为5名左右。“但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解释说，“因为另一部分案件是不通过我们办理的。”

　　“美国护照”：只需1.8万元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让国人办理因私护照变得越来越容易。身份证、户口薄，以及县（处）级以上单位的人事公章足矣。而在一些试点地区，办理护照只需身份证明。

　　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找个公章自然轻而易举。有关人士认为，这是管理上的一项漏洞。在中国，制作护照和人员出境都归公安部门管理。一个人即使犯了案，但如果公安部门不知情，那么办照也不会受到限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执行“黑名单”制度，可以约束人们出境。一旦你有职务犯罪嫌疑，便被列入“黑名单”，在办理出境手续时便会遇到障碍。

　　何况，做一个以假乱真的护照也非难事。中行南海支行的谢炳峰一案中，疑犯便是利用假护照潜入泰国。在北京，本报记者随意拨通了几个“刻草办证”者的电话，被告知：“只要地球上有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弄出护照来。”一本“美国护照”在3个作假处的报价分别是：8000元、1万元、1.1万元。对于“如果假的被发现怎么办”的问题，假照贩子说：“我可以给你做真的，也就是先做一个假身份证，再用它办一本真护照。”“真美国护照”的价格是1.8万元，“真加拿大护照”为1.5万元。

　　通过香港出逃，也是贪官们常用的手段之一。因为香港在回归之前属于英联邦，所以港民前往加拿大等曾同属于英联邦的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手中有香港护照者可直接飞往加国，而把签证手续留在入境时办理。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就是凭着一本香港护照及这些便利条件，逃入加拿大的。

　　而据杨诚披露，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叁处：其一是就近避难，潜入中国的邻国──泰国、缅甸、蒙古等地。“藏在这些地方的风险较大，”杨诚分析说，“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还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但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另一类是处于转型期、或者法制不很健全的国家，如一些非洲、拉美国家。

　　逃往那些地方之后，很多人便过起了隐性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
 
　　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这些人的目标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这些移民国家很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杨诚说，“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何况，生活在发达国家是非常舒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