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强迫体育”　

　　“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回忆起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活，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如此描述。　

　　这就是张伯苓在南开推行的“强迫体育”。南开规定本校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考试不及格者强迫运动，及格者也要选择一定的项目定时练习。学校每年都定期体检，对于身体某部分特别弱的学生，必须加强锻炼以弥补其不足。否则，不能毕业。　

　　如果仔细观察，南开的“强迫体育”其实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体育训练。如前文所述，南开各年级均开设体育课，按季节设有队列练习、柔软体操、轻重器械、技巧运动、健身舞蹈、球类及田径项目等。体育测试项目为百码跑、铅球、跳高、跳远、440码跑等。测试项目是硬杠杠，必须通过体育课和“三点半”后的课外体育活动，加强锻炼才能完成。　

　　二是卫生习惯。南开的体育与卫生是紧密联系的。其一是要求学生注意饮食，控制食欲。张伯苓认为，“普通少年大半以其胃口之发达，遂随意进食，毫无节制，乃伏后日生病之机”。其二是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南开校门侧立有穿衣镜，其旁镌有镜箴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如此重视对于国民体魄、身体姿势的矫正之举，曾引起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的极大兴趣。　

　　三是严禁陋习。当时的中国，上得起中学、大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学生年龄差距也比较大；中国人又讲究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富贵人家更是妻妾成群。并且，南开附近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有很多的赌场、妓院。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张伯苓治下的南开，饮酒、赌博、冶游（嫖妓）、吸烟、早婚等是严格禁止的行为，犯者退学，绝不宽假。禁止这些容易让人精神颓废的陋习，就必须有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活动取而代之。这也是张伯苓在南开大力开展文体活动的原因之一。　

　　许多南开学子对“强迫体育”都有过美好的回忆。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体与育兼营进”　

　　学校体育的重心在哪里？南开看重的是体育道德与体育精神。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　

　　民国初年，社会上体育风气极差，运动场上无时不争、无时不闹，国民素质的低下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情况，张伯苓看到了体育的独特作用。张伯苓认为，体育场上最培养“团结合作”“公平竞争”等体育道德和精神。他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　

　　在张伯苓看来，体育运动不仅能治国人的“弱”，还能治“散”与“私”。体育比赛尤其是球类运动，能够强化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可治“不善团结、不能组织”的“散”病；体育比赛讲求法治、公平和竞争精神，可治“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的“私”病。这也是张伯苓极力主张通过体育改造国人形象、培养救国人才的原因所在。　

　　张伯苓在南开提倡“运动仁侠”的精神。他对运动员提出五项要求：一、不以不正当的方式侵害对方；二、不以欺诈的方式投机取巧；三、运动员的品格高于比赛的胜负；四、要有合作与公平的精神；五、出国比赛要维护国家的体面与尊严。这些要求，无不体现着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的重要性。　

　　张伯苓甚至认为，在体育道德面前，“欲成事者，须带有三分傻气”。张伯苓举例说，有的班级在跳高时，专门挑弯曲的竹竿以提高成绩，问他为什么，说以前其他班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自己不这样做，不是太傻了吗？张伯苓担心，这样的学生，将来走出校门，如果社会上都用弯竿，他怎么会独用直竿呢？“人惟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张伯苓希望南开学子要有这样的“傻气”。　

　　南开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也是重精神鼓励不重物质奖赏。对于代表校方在国家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者，也仅由校方负责拍照放大相片两张，一张留存学校，一张给得奖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