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回国像朴素的赤子，何祚庥、周光召等回国又别有一番滋味，相同的，是清华人的爱国之心。

　　艰难困苦压不倒报国热情

　　当时用的老式旧电动计算机，即使噼噼啪啪敲个不停，每秒运算能力也不超过10次。

　　邓稼先便和研究所里的同事们一起用计算尺和算盘辅助计算。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6级李贞说：“其实我们都是清华最普通的毕业生，只是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仅仅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她是新中国的一位女将军。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核物理研究所食堂的饭碗由大碗变成小碗，每人每天嚼一颗“大力丸”，这就是“特供”。邓稼先手下带的青年们开始浮肿，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有气无力地呼喊：“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不一会儿，邓稼先就会从街上拎回一包高价饼干，慰劳一下大家饥肠辘辘的肚子。那时除了凭票供应的商品外，其余都是高价商品。再以后，邓稼先就再也办不起这样的善举了。一次，钱三强副部长来看望大家，给大家“改善”伙食。所谓“改善”，其实就是每个人有一小盘炒白菜，上面顶着一块手指头那么大的罐头肉。

　　当时科研设备极少又落后，研究所的人们只有拼力气。他们三班倒着上机，做到“人闲机不闲”。当时用的老式旧电动计算机，即使噼噼啪啪敲个不停，每秒运算能力也不超过10次。邓稼先便和研究所里的同事们一起用计算尺和算盘辅助计算。于是，在研究所的那栋灰楼房间里又发出噼噼啪啪的算盘声，几乎昼夜不停。随着科研的进展，计算使用过的草稿纸装满了一麻袋又一麻袋，那些麻袋堆满了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

　　何祚庥院士说：“以往人们有个误解，认为我们从原子弹到氢弹，用时很短，其实早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前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氢弹了。”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不到4年，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是最常见的宣传，有的历史课本上也这样写，当时戴高乐还因此发怒。事实上，2年零8个月是指原子弹与氢弹爆炸成功的时间间隔。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苏联陈兵67.5万于中苏边境，美国入侵越南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两弹一星”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清华作为大学参与了研制过程

　　不仅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清华大学作为一所大学也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是由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来决定的”，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在清华90年校庆的讲话中说到。其实，不仅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清华大学作为一所大学也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进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迸发出旺盛的活力。

　　1957年初，尖端工业的科研部门负责人林爽来到清华，建议与清华合作。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与蒋南翔校长签署了合作协议，确定清华的自动控制专业与计算机专业同他们配合，为其培养人才，并派骨干教师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同年9月，为了满足尖端工业的人才需求，国家从全国10所高等院校抽调了287名四、五年级学生，到清华自动控制系学习，为五院(航天工业部前身)和二机部(核工业部)对口培养，这批学生在1960年到1962年陆续毕业，成为我国尖端工业的第一批技术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