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我的形象和其他人不一样吧？我是搞核武器的！”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吴玉琪大校说。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吴教授没有一根头发，穿着军装站在清华大学三教的讲台上，下面坐着200多个清华大一新生，“我给将军们讲，也到其他大学讲，但在清华大学讲核武器不一样！23个‘两弹一星元勋’，清华占14个！”场下掌声雷动。

　　这是2010年9月，吴教授在清华讲军事理论课的开场白。清华大学和“两弹一星”的确有特殊的关系，不仅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屠守锷、陈芳允、郭守怀、王大珩、杨嘉墀、王希季等这一批杰出科技巨擘出自清华，“两弹一星”的很多基层技术骨干也出自清华，几代清华人共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先后10多位司令员中有5位是科技人员，其中3位是清华校友。在基地所属西北和技术研究所先后11位所长中，8位是科技人员，其中5位是清华校友。在西北核试验基地，亲身参加1964年首次核试验现场工作和试验任务的就有27位清华校友。

　　其实最初，中国曾想依靠苏联发展原子弹。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清华人在此时扛起了国家和民族赋予的重任。

　　清华人请命造原子弹

　　那一代科学家有着最朴实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只是知道祖国多灾多难，祖国需要他们，他们就回来了。

　　黑白交错，像巨型围棋棋盘的长桌边上，坐着头发花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老人，他曾经带领周光召等访苏科学家请战造原子弹。

　　这次，作为清华校友，他专程来清华大学，和师生聊原子弹。

　　何院士说：“我最初是在上海交大读化学，美国原子弹爆炸对我影响很大，对我们一代青年都影响巨大。我们整天想着打日本鬼子，但不行，美国两个炸弹就一下摧毁了日本的两个城市。造原子弹要学物理，我就在1947年又考到了清华物理系。要造原子弹，是我们一代人的愿望。”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为了安全，清华全校师生集中在比较坚固的二教过夜。“有一天晚上，我们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关于中国的前途问题。”何院士回忆，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共产党要执政，建立新中国，建国之后自己要做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学生说要做这，有的说要做那，最后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钱三强突然说：“建国之后，中国要有原子弹。如果造原子弹，你们这些人，全都给我也不够！”

　　第二天，北京和平解放。

　　“那一代科学家有着最朴实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只是知道祖国多灾多难，祖国需要他们，所以他们就回来了”，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党委书记庄茁教授说，“像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他们那样朴实的爱国情怀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庄茁教授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国的，当时国内一个月工资五六百，而国外是五六百英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觉得读完书就应该回国”，庄茁笑着说。

　　与早已回国，并参与核事业的邓稼先等不同，何祚庥院士在中苏关系破裂时，正访苏学习，“我们都不去想我知道多少，而想中国人知道多少。不像现在，自己知道点什么，生怕别人也会。那时我们都是集体奋斗，互相学习。”

　　得知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带头与周光召等请战回国造原子弹。“之前国家是想让苏联专家培养农民和工人，我们是不行的。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光召有两个姐姐，一个中统，一个军统。”何老回忆，鉴于周光召的出身，负责“两弹”的钱三强也没有把握，只好再往上报，最后还是二机部(核工业部)刘杰部长拍的板：“我们是有阶级成分论，不是唯成分论，既然业务和表现都很好，那就可以用嘛。”何老说：“这是一个转变。”此后，他们和邓稼先等一起，共同为实现“一代人的愿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