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没有遗憾，

　　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

　　张贤亮是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朋友几乎都对这个名字不感到陌生，即便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听到《牧马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都表现得异常兴奋，看得出这是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当然，8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他的作品和名气都感到陌生。张贤亮生前曾说，他儿子是个“80后”，在看他的作品之前，也只知道他爹是个作家，很多人找他，也很有名，写过什么一概不知，也一篇都没看过。以下为他生前受访时对自身的剖析。

　　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因为很多我是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开的，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领域是被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更厉害，美术倒是有新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

　　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我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我“下海”适逢其会

　　我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但我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

　　我觉得我下海是适逢其会的。因为90年代的文化已经开始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也开始分流了，不是光看小说了，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90年代人们都开始奔钱了嘛。那时我们这一批作家逐渐退到二线了，很多也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我来个华丽的转身，从文学领域跳到市场里面。那时正好邓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大办第三产业。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全国文联都蠢蠢欲动搞三产，宁夏能搞什么呢？

　　在南梁农场时，我在赶集的路上见到了荒凉的镇北堡，让我很震撼。平反后我在宁夏文联，遇到来拍电影的导演，我就把它介绍给电影界。第一部片子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第二部谢晋的《牧马人》，也是我的本子。后来就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我就想，干脆办个影视城。但办影视城要钱，我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外汇存折拿来了，折合成人民币70多万。那时候没有什么产权一说，等于文联拿着我的钱来贷款给文联办一个产业，但这个产业还是属于文联的，而拿我的身家性命抵押，就这么开始创业。现在是办起来了，当然中间很曲折。你们不要以为名人办事很容易，名人是双刃剑。最根本的，我是在一个市场无序的状态下搞文化产业的，个人对抗市场的无序，很累啊。 本版稿件据《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娱乐》 银川交通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