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累计排放最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地球空间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公共系统，大气则是人人享有的公共资源，其中任何物质的使用或分配亦属天赋人权，包括向其中输入的成分，也应体现人人均等，方可体现世界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大气中CO2的含量，有必要算一算历史账，看一看各个国家人均累计排放的数量，才能确定各国未来应怎样控制排放量。

　　丁仲礼课题组统计研究显示，各国人均累计CO2的排放量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发达国家在1960年，人均累计排放量已很高。其中，美国为234.48tC(吨碳)，英国为177.17tC，加拿大为149.49tC，法国为73.56tC。而中国从1900年到2005年，人均累计排放量为24.14tC，大致相当于美国或英国1900～1907年这8年的人均累计排放量。

　　与此相对应， 中国截止到2005年，人均GDP值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在1960年已达到的水平。日本虽然到196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只有22.31tC，但与其经济快速发展同步，人均累计排放到2005年已增加了4.16倍。

　　如果大气温度升高与CO2排放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控制大气中CO2的浓度是每个国家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也应落实《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责权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大气中现存CO2排放中，约70%至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从工业化时代开始所排放的每10吨CO2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CO2，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直接导致了地球气温的升高。

　　可是，发达国家在向地球空间排放了上百年温室气体后，导致了一个预想的可怕后果，现在却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一起共同承担历史责任。众所周知，美国作为长期碳排放的第一大国，拒绝了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且表示在《京都议定书》到期后重返谈判桌必须携带附加条件：中国提出减排目标。英国紧随其后，在2008年6月27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在日本东京发布，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CO2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完全不承担历史责任，何等霸道！

　　国际谈判的责任体系是“配额”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CO2，造成大气浓度的升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设定一个排放控制的浓度，人类排放的CO2额度即可设定。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减排方案，都应该在这个额度中做文章。

　　丁仲礼介绍，国际上对控制大气CO2浓度的途径，目前有两大类观点，一类强调减排，另一类强调排放配额分配。前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宣传。虽然这两种途径没有本质区别，都以降低排放强度为目的，但在操作层面上，二者有很大不同：减排以某年为基准，此后逐年减少排放量；排放配额则以某个时间段为单位，分配此时间段内各国可排放的额度，至于如何实现最终排放不超过此额度，则可由各国灵活掌握。谈判中，如果以“减排”作为谈判议题，并由此构建国际责任体系，就势必会掩盖各国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的巨大差异。只有把排放配额分配作为谈判议题，才能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诸因素，才能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公平正义准则。

　　谈判桌上的话语表达，其背后是各国经济利益的保护措施，而谈判策略与技巧来自于科学研究的角度和深度。丁仲礼课题组研究表明，当国际气候框架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冲突时，气候政策亦开始了以保障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的调整，美国关于全球变化的研究也针对这些调整，不断修正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领导者，并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开始改变：老布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行动迟缓；克林顿政府所实施的是在国际上积极、国内消极的气候政策；而小布什政府在全球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犹豫，在国内指示有关部门开展有关“全球变化与全球变暖是否真正存在”、“《京都议定书》将大多数国家排除在协议之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否可以有《京都议定书》之外的把‘全世界’纳入减排事务中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等研究，从而构建起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京都议定书》的替代方案——《晴朗天空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

　　故此，中国有必要争取在谈判桌上用配额说话，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