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1896年在伦敦援救过他的人、尔后又是他挚友的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在25年友谊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和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孙中山的秘书李禄超回忆他时说：

　　“……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有着鼓励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振奋人心的……孙博士是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他曾多次被宣告失败，可又常在另一场合胜利

　　有关孙博士的政治活动的记载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于实现的目标。

　　人们对实质和形式的大相径庭感受极深，而这种实质表明了孙中山许多行动的特征。举例来说，1921年，他自称为中国的非常大总统并且控驭了西南六省———其实，这纯粹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断言，他的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都是中国的政府。就这样，他去寻求国际上的承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任命了数以百计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到职视事。他发行了自然无法兑现的债券。当他还是一个亡命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就向外国列强奉献条约，而且，有好几次，他派遣全副装备的军队出征，这些军队只好远离乡井，但他们对国家的大事又毫无实效。这种情况似乎是，孙中山坚信，他的主张和实际是一致的。

　　也许另有一种解释，作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为了策划推翻清王朝，孙博士在国外度过了16个年头。然后，突然地，在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他被安排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这个高位上，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使在政务上没有实际建树，而适当的形式肯定是重要的。在大约三个月之后，孙中山辞卸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避政界而趋实业，立刻转回头去进行谋划和设计。在他生命的最后8年中，他有过三次较短暂的时期力争控驭广州，要么就是自封的大元帅（他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就是自称的大总统。在没有实际行政经验体会的情况下，孙中山常常进入政界的巅峰。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只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孙中山是否经常为一种想成为领袖人物的不可抗拒的心理冲动所驱使呢？

　　有些时候，他的行动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是局外人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孙中山的灵魂，以便琢磨鉴别他所接触理解的特殊环境。

　　在追求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但，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归根结底，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多次被宣告为失败者，可是，他又常在另一场合取得了胜利。

　　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成熟了的孙中山有可能被人们作为一个边际人物来加以描述。他运用自如地十分谙熟三种类型的文化：中国的、日本的和英美的。他从一个低贱寒微的农民家庭出身，进入到国际性的通商港口世界，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国际世界当中，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相比，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别的优胜之处。而且，他和他抛诸身后的所有事物保持着联系：广东的农村，海外华侨，香港和澳门，地下秘密会党，英国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日本的浪人会社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他的超群出众的思想观点，特别是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但是，它们又明晰地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

　　孙中山的改良主义，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似乎都反映着当时激进的中国知识界中广为流行的观念，简单地说，他吸收和普及这些观念，胜过了实际的创新改革工作。孙中山所主张的这些观念：可恶的清王朝必须推翻，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自然资源必须迅速地开发，它的财货必须公平合理地为全民享用。所有这些，就是孙中山的主要资本。虽然他通过观念的政治和宣传鼓动工作来扩大影响，但是，仍然一直地被包括军事的和财政的实际政治权力所挫败。尽管如此，在他的事业的末期，他毕竟明确地表述了关于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的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和管理方法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