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精英唯一缺失的是对自己国家的担当

　　在JEE考试进行的前一天，我受IIT孟买分校校长德旺教授的邀请，走进位于普威湖和维拉尔湖间这片绿色葱茏的校园。IIT孟买分校是7座校区中最具国际声誉的一所，多年来在众多世俗的评价体系中蝉联第一。

　　它位于以美丽港湾、林立的银行和炫目的宝莱坞电影而著称的“印度第一都会”孟买市郊，远离繁华，甚至没有一扇真正意义上的校门。用木头和脚手架搭起来的出入证件检查站，便是这座被称为“百万富翁制造工厂”的著名学府官方定义下的“主校门”。整个大院被高耸的围墙圈住，进出有森严的登记制度。校园内几乎没有一座宏伟气派的楼宇，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灰色建筑为主，朴素，甚至可以说简陋。IIT的教授对我说，大学是这些准精英们过上舒适生活前最后的炼狱所。“我们并不需要辉煌的大楼来装点什么。不过，里面的实验室，一点不比别的国家差。”

　　这里更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宁静小镇。1961年，印度以国家立法的高度制定《印度理工学院法》，该法规定：不允许任何机构和个人干涉理工学院行使独立治校的权力，并且绝对禁止理工学院与商业有任何牵连。IIT马德拉斯分校前任校长印德来桑详细地介绍说，多年来，IIT的主要财源来自中央政府，学生的学费至今停留在建校时的水平。1990年代，学校从学费中收回的教育成本仅为5%，现在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并不重视高等教育，25年前发布的《高等教育状况报告》指出：“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堪称知识和社会的贫民窟。”直到现任总理辛格上台，情况才有所扭转；他本人也是一位学者。

　　但是，即便在最艰难的印度经济危机时代，中央政府对于理工学院的慷慨支持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孟买分校生物工程系教授罗赫特说，实在不知道这对于国家而言是悲剧还是福音。印度在复兴的过程中，一直浸淫在各种艰难中，难以阔步向前——包括贫穷、疾病、慵懒、无序和迷信。很多时候，政府不顾一切地举全国之力，进行着这项超前的博弈，它的确造就了IIT的今天，却无法改变印度大面积存在的愚昧和基础教育普及率低下。后者直接成为国家前进的羁绊。几天以后，在印度另一所著名学府德里大学的校园里，人文学院二年级的几位学生阿瑟夫、达伍德和萨米特与我席地长谈。他们抱怨，IIT就像是被供奉起的一尊神像，任凭人间众生如何陷于水火，它的金身总是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对此，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感同身受。他在公开接受访谈时厉声喝斥——IIT遗世独立，身在其中的年轻学子对院墙外穷困落后、腐败当道、政治低效、性别及种姓歧视盛行、宗教矛盾激化等问题充满漠视。而从跨出这个校门的那一刻起，很多人随即就会头也不回地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饱受欺压的弱势种姓家族长大的少年，IIT是他们的避风港，也是直升电梯。

　　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并不否认这个事实。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来自加尔各答的阿维克、来自孟买的瓦伦丁以及他们的同学都向我证实，毕业后的最佳选择是去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深造，最后留在硅谷，或者闯荡华尔街江湖。美国梦，是这些印度精英们最具共鸣的话题，和一切奋斗的动力。原因依次为“富足的物质生活、公平自由正义的社会环境、充满机会和希望”。

　　就连孟买分校最著名的校友之一、印度IT业的领袖尼勒卡尼也在慨叹：这样完美的教育唯独缺乏一点，那就是对自己国家的关注与担当。

　　“也许时间可以变革一切，我们只有50岁，在世界大学家族中还算是婴儿。中国的大学也一样。当然，顶层制度设计也很重要。虽然这个国家如此眷顾我们，但体制的更大层面的优化依然必需。只有国家各方面在接近美好，我们的学生才会心甘情愿地留下。”德旺校长对我说。

　　他的办公室在中央主楼的二层，底下是一排教室。在他每天上下班必经的楼道上，摆满桌椅，学生和教员可以坐在那里讨论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拉住校长。第一排桌子底下还趴着慵懒的流浪狗。这天晚上，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将参加抗议政府腐败的绝食行动，还有一些年轻人将对一些国家政策展开异见性辩论。

　　校长为此感到高兴，他觉得好的改变正在发生。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彦炜 发自孟买、新德里 实习记者 肖斯予 

　　（部分内容参考以下文献：Rohit Manchanda著《Monastery，Sanctuary，Liboratory：50years of IIT-Bombay》，IITB编《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 Information Booklet》，Bipan Chandra及Mridula Mukherjee著《India Since Independence》，南丹·尼勒卡尼著、许效礼等译《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桑迪亚·德布著、黄永明译《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