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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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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研究型大学的成功之道〗

  创新,是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热门话题。如何认识与推进教育创新,也是当前中外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与挑战。下面我结合清华的实际,谈谈对研究型大学创新与发展中有关问题的看法。

  创新是各国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征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也是大学成功的关键。以世界一流为建设目标的研究型大学,都要努力走创新之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要保持其领先地位,也必须坚持不断创新。

  我们知道,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培养和造就人才,探索和发现知识,服务和贡献社会,承继和发扬文明。为了实现其使命,大学需要在理念、制度、组织和办学方式上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变迁、知识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我们之所以首先强调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创新,目的在于通过观念的变革,促进大学创建最适合学术发展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更好更快地促进人类思想的进步、知识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即实现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创新。

  历史表明,正是凭借先进的大学理念和制度,德国研究型大学在19世纪后期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国际学术与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国研究型大学则在20世纪以后使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更为活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回应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迫切希望研究型大学在科技创新与技术转化方面承担起更重要的作用。以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首创性地开办了大学科技园区。这不仅缩小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距离,而且引领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不少研究型大学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新模式。

  创新是研究型大学所共同具备的普遍特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或是今天的欧洲,其研究型大学崛起和成长道路是有所不同的,都具有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色。

  创新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具有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对教育极为重视。当前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建设,不仅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环节之一,本质上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必须从自己的文化基础出发,既要努力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又要注意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既要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经验,又不能照搬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而必须通过创新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实力大为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应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近10年来高等教育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统计显示,从1998年到2006年,高等学校本专科生的招生数由108万增长到546万,在校生数由340万增长到 1 738 万;研究生招生数从7.25万增长到39.79万,在学研究生数从将近20万增长到110万。而且,从中国人均GDP增长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关系对比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之外的政策、社会舆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与社会发展一样,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产生和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因此,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必须“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对高等教育,特别提出了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等要求。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必须进一步改革创新,探索适应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国家建设需要的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阶段性的重大转变时期,将由外延式的规模增长转向内涵式的质量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发展,由宏观体制改革转向大学制度和机制改革,由引进借鉴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在这种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状况下,要建设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唯有立足国情,勇于创新,努力开创新局面。

  在创新中探索中国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

  就清华大学和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我们已初步具备了以创新求发展的条件,形成了一定的创新实力。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创新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首先,当今世界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研究型大学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各种资源,必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其次,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三,我们虽然已采取很多措施推动大学的创新发展,但在理念和制度上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进一步营造良好氛围、鼓励原创性探索,如何在不断加强与市场和企业界联系的过程中,坚持学术职业的核心价值,如何在信息爆炸、知识多元的时代,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同时鼓励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乃至国际合作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中国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和学术传统,有自己的国情和社会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中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日益进入国际知识和学术体系,其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必然要参照世界顶尖大学来比较和衡量,如何立足本土的传统和现实,又吸收国际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精神和制度建设中的成功因素,这对高校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面向未来,我们已经做好了以开放的心态、坚定的信念、乐观的精神、务实的作风,迎接挑战、求得发展的准备。清华人的作风是“行胜于言”,清华大学今后一个时期的努力方向和基本措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创新文化。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国家如此,大学也不例外。我们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尤其要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把尊重个人首创精神与强调国家意识、集体精神结合起来,培育以人为本、尊重学术的自由探索精神;把学习、继承与批判、扬弃结合起来,形成崇尚创新、勇于进取的学术氛围。要努力营造不畏风险又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创建兼容并包、和谐民主的学术文化。在当前特别要克服在创新方面的形式主义、急功近利与浮躁情绪,真正沉下心来思考问题。

  第二,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规律。清华大学早在创办之初就曾提出:“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而当时成立的清华研究院,集中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一批学术大师,创立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清华学派,既重视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又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新资料、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它不同于西方的大学教育模式,更强调学习与研究的结合,是一种难得的制度创新。今天,在学术结构、学科发展、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等许多方面的探索还刚刚开始,有许多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

  第三,大力培养和引进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大师,形成有能力推进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的教师队伍。清华的师资队伍在国内是一流的,但与国际顶尖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进一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水平。

  第四,完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体系,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包括学生的学术水平与素养,也包括学生的社会意识与责任感,还包括学生在特定领域与岗位上创造性运用知识、造福社会的能力。清华大学拥有优秀的本科生生源,在保持高质量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着力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质量,通过博士生论文的国外同行评审、学科参与国际认证等方式,推动研究生教育的水平提升。

  第五,大力提高筹资能力,为学校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清华大学在未来将继续寻求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同时用更灵活和创新的方式争取获得国内外各方面资金的支持。

  无论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还是从清华大学的成长进程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是大学成功的不二法门。研究型大学必须把创新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努力建设大学的创新文化,不断树立高标准,超越过去、超越自我,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真正实现大学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学术创新。

  作者系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原载2007年11月19日《中国教育报》第6版

〖思政课成为大学生喜爱的课程〗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综述

  党的十六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宏观指导得到全面加强。特别是2004年以来,高校政治理论课被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4本新教材编写使用和新课程方案实施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呈现出蓬勃生机和良好发展态势,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日益凸显,在高校思想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完成新教材编写和新课程方案实施

  2004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战略高度作出力争在几年内,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情况有明显改善的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宣部、教育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活动。在中央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在全国有关学科专家、理论研究人员、教学人员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的广泛参与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4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编写工作全面完成,并经党中央审定通过,现已全部投入使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于2006年秋季开始全面实施,首先在2006级540万名本、专科新生中普遍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2007年春季开始,在2006级本、专科生中普遍开设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在2006级本科生中普遍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2007年秋季开始,在2006级本科生中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

  教材是课程之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的编写更被称为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富有开创性的工作。经过数万个课堂教学实践的检验,新教材满足了教学的急需,受到了高校师生的普遍欢迎。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召集人、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表示,以往很多教材把气力放在“是什么”的知识层面,不仅造成了与中学教材内容重复,而且也促成了学生的死记硬背。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把重点放在“为什么”的理论层面,努力使教材不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

  围绕新课程新教材大规模培训思政课教师

  高质量的教材需要高水平的讲授,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大学生头脑,必须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工作。

  为了保证开课质量,中宣部、教育部以及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首先抓了课前全员培训。从2006年开始,组织开展了以帮助任课教师准确把握新教材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为目标的短期培训。中宣部、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在每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之前,均对这门课的任课教师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左右的全员培训,第一轮共培训教师4万余名,实现了先培训再上岗,满足了第一轮课程开设的急需。在今年秋季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第二轮教学前,又对1.8万名任课教师进行了第二次培训。

  其次是对骨干教师的培训。从今年5月开始,中宣部、教育部联合组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并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每年举办6期,每期培训100人,时间1个月,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进行一次系统轮训。目前已成功举办5期,效果明显。

  教育部还着力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素养提高、科研能力建设,狠抓学科建设和长期培训。主要通过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会聚学术队伍、构筑学科基地,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对第一线教学的支撑作用,通过狠抓中青年教学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加大重点扶持的力度,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并采取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组织建设、完善制度政策等有力举措,吸引更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长期、终身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教学方法改进创新赢得学生欢迎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为了开设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各地各高校纷纷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进行改进创新,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中宣部、教育部采取措施,积极引导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教育部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项目的方式,组织和征集制作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全程教学示范片,用具体、直观的方式作出了示范。

  同时,面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广泛征集、评选了近200学时的“精彩一课”教学片。通过示范和引导,任课教师的教学观念发生了转变,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集体备课不仅重视教学内容的探讨,而且也更加关注教学方法的研究,综合运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多媒体课件、网络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丰富教学模式,大大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每位思政课主讲教师都准备了两套备课材料,既有文本文字,也有多媒体课件,把“教师言传口授”与“学生能动思考”结合起来,采用启发式、引导式、互动式教学方法,极大调动了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北京科技大学把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部分纳入教学计划,理论教学占3/4,实践环节占1/4。中南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中教师智慧,集体备课,发掘理论课的“时尚魅力”。

  大学生们对思政课从“抵触”到喜欢,从被动变主动。华中科技大学调查显示,该校2006到2007学年第一学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优质课堂率达到100%。在听完学校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孟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有关部门日前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正在逐步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的课程。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杨晨光,原载2007年12月25日《中国教育报》第1版

〖高校管理者肩负引领和谐文化建设重任〗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并对和谐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就将文化的重要价值与和谐文化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毫无疑问,和谐文化建设,赋予中国高等教育以新的使命,对高校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重视研究和加强高校自身的和谐文化建设,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特色发展,增强高校“软实力”,进而肩负起文化育人、引领社会和谐文化的重任。

  高校管理者应自觉肩负起和谐文化建设的新使命

  高校管理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建设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承和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为一体的文化形态。和谐文化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赋予了新的使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因而成为高等教育管理者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和谐文化是高校的灵魂所在,是高校管理的精神支柱。在一定意义上说,高校管理是高层次、高水准、高境界的文化管理。这样的文化管理所带来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只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所难以替代的。

  高校肩负倡导、研究、阐释、传承、奉行和引领和谐文化的神圣使命。高校学科齐全,多领域多学科学者云集,拥有研究和谐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多元视角,既可有古老智慧的历史挖掘,又可作多元文化背景下和谐理念的哲学审视。高校是和谐文化传承的殿堂,教师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学生沐浴着和谐文化的阳光雨露,耳濡目染,受益无穷,和谐理念得以培育,和谐精神得以弘扬。高校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地,高校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既服务于社会文化又引领社会文化的独特作用。成功的高校和谐文化建设,将有益于引领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如果忽视高校和谐文化,全社会的和谐文化就必然不完整,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忽视高校和谐文化的管理者,难以管理好现代大学。

  面对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多样、价值观念日益多元之现状,高校管理者只有致力于建设和谐文化,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潜能,才能凝聚全体教职员工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形成广泛认同和共同为之奋斗的美好愿景,树立协调发展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事物,用宽容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避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极端化,使和谐成为高校发展的主旋律,形成人人追求和谐、维护和谐、共享和谐的局面。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管理全方位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决定》明确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决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及其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必然联系,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中充分反映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还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到能否“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历来是统摄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项文化活动的纲领和灵魂,必须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高等教育领域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更应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规范。作为高校管理者,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牢牢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和引领,尤其是在当今思想活跃、观念交锋、文化交融的时代,以具有广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使先进文化在高校发扬光大,健康文化为广大师生所共享。

  在高等院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融入高等教育的全过程、人才培养的各环节、文化建设的各方面。作为高校管理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课程建设,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和教育师生员工;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增强师生员工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加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研究,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高校的力量,激发高校的活力;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形成师生员工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良好的道德风尚;要不断增强高校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善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最大限度地增强核心价值认同,在包容多样化中最大限度地增进共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研究成果,充实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渗透到教师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各环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师生群体和个体发展的需求之中,通过生动有效的教育和理念引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师生员工人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自觉追求。切实加强高校自身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的建设,并使各方面文化建设形成整体合力,增强文化的整体辐射能力。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管理全方位,无论是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或是服务保障,都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利于实现管理目标。

  倡导和谐理念,注重特色发展,提升高校管理品位

  和谐理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文化的古老智慧——“和而不同”。坚持“和而不同”,就是要以认识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为前提,包容“和”的前提下的多样化与多元性,尊重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其目标是理性地追求动态中的相对平衡、差异中的大致协调、纷繁中的井然有序、多样中的有机统一。这种值得大力倡导的和谐理念与“和而不同”精神,对高等教育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

  1.“和而不同”精神用于高校管理,首先要科学定位,突出“特色”,实现特色发展。

  每所高校,都归属于高等教育体系的某一类型,都是高等教育体系某一类型中不可替代的一员。每所院校,由于其文化传统、历史地位、所在地域、所处环境、学科类型、专业设置等各有所不同,因而其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办学定位必然各异。基于“和而不同”精神,高校管理者要全面而客观地分析自身在所属高校类型中的位置,明确自身的培养目标和使命,切不可盲目追求不合实际的类型,而应准确定位,努力成为自己所属类型中的佼佼者。为此,需要摸清自己的“家底”,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可为之处大有作为。中外高校发展历史表明,著名高校都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而有特色的学校均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高校管理者,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本质和院校办学的普遍规律,又要立足于高校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展现学校独特的个性追求,以特色培育人才,以特色立住自身,以特色谋发展,以特色求强盛。

  2.基于和谐理念,高校管理者必须致力于提升学校管理的品质,增强管理效能。

  和谐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决定了高校管理的复杂程度和运行难度。高校管理者必须基于和谐理念,妥善处理高校管理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切实提升高校管理品质。

  一要坚持多样性的统一。高校作为特殊的文化组织,其文化内容极为丰富多彩。高校管理中,在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的同时,要充分尊重高校文化丰富多样的特性,做到既保持各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各种文化自由发展,又使各种文化有利于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既要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以贯之,又要珍惜学校文化传统,注重学校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还要在学校管理文化中及时融入时代精神,汲取多元文化的智慧。

  二要兼顾一般与重点。高校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要着眼全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既发展适度规模,更应狠抓质量管理;既重视建筑“大楼”,又要特别重视培育“大师”,胸有“大度”,创立“大业”;既要重视科学研究,又要致力于各科教学,重视基于研究而提高教育效果;既要强化统一规范管理,又要形成有效的多样化运行机制;既要鼓励先进,以特殊的政策激励部分学人脱颖而出,又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主动性,让校园呈现生机与活力;既要善于“行政”,更要大力发展“学术”,理性把握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高校行政工作应普遍养成尊重学术的风气,以利于学术问题的探究。若顾此失彼或平均用力,必然造成管理目标的偏失,引发管理效能的降低。

  3.基于和谐理念,高校在管理目标上,应致力于培育和谐发展而富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努力增强育人效果。

  人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要素,而文化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与言行。高校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育人。

  基于和谐理念,高校所育之人,应该是和谐发展而富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基于和谐理念,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中,必须准确把握并切实处理好如下关系:

  ——坚持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全面发展绝非排斥个性发展。在全面育人的同时,要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最大限度地挖掘个体的潜力,促进个性充分而自由地发展。

  ——坚持专业与通识的结合、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加强通识教育,以丰富专业教育的内涵,把科技的人文底蕴和人文的科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和谐发展,培养健全的人格。

  ——坚持传承、借鉴与创新的统一。继承和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轮子。高校管理者的文化自觉,应像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那样,“弘扬中华文化”,“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大力推动优秀文化传承,同时要以自觉开放的心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各民族的优质文化资源,并重视在传承与借鉴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高校文化发展活力,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发挥独特的作用。

  ——坚持尊重权威与鼓励探索的统一。宽容创新过程中的失败,包容对权威的冒犯。有道是:我尽管不同意你所说的,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要坚持“以真理为友”,善于激发创新者追求真理的热情,鼓励创新者勇于探索。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高等院校管理的重任,需要一大批深悟和谐文化之道、具有文化品位而富于智慧的高校管理者来担当。这样的高校管理者,才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准确理解高校和谐文化,更加自觉地构建和谐文化,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校和谐文化发展;也才会从文化境界的高度理解高校管理,更加自觉而有效地从事高校管理,提升管理品位,完成时代赋予高校管理者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理事长郑树山,原载2007年11月12日《中国教育报》第5版

  〖高校毕业生供求形势与高教结构调整〗

链接: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人才供求态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毛入学率上升到4%;上世纪90年代末,毛入学率进一步上升到9%,但每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还不到100万人,人才供求比在1∶2左右,远远满足不了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7.5亿就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4.7%,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党中央、国务院在1999年作出了高等教育扩招的决策,使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经过连续八年的扩招,我国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由1998年的340万人增长为2006年的1 800 万人。

  ●随着招生规模的持续增长,全国普通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已由1998年的100万人增长为2006的4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08年将突破500万人,2010年将突破600万人。人才供应的增长,一方面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本积聚、就业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囿于我国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传统提供给大学生的城镇单位就业岗位的年增长量远远滞后于毕业生增长的人数,导致全国人才供求形势发生了逆转。原先的高等教育卖方市场已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买方市场,开始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提供的数据,2005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有337万人,当年城镇各种所有制单位实际录用的高校毕业生为202万人,除去25万左右录取为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的人以外,有六七十万人未找到正式岗位。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403万人,估计当年新录用的毕业生为250万至270万人左右,除去录取为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的人外,当年未就业的大学生人数为100万人左右,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就业问题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上篇:我国劳动力结构状况与人才需求预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还处于普及水平很低的精英化阶段,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只有几十万人,主要面向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在新世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每年大学毕业生的规模相当于过去的五六倍,传统的就业市场已无法提供足够的岗位,必须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为此,我们必须全方位研究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全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的有关资料,对城乡、所有制类型和行业、职业的构成状况等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城乡及分经济类型的就业岗位结构

  2005年我国总在业人口7.6亿人。其中城市及县镇2.8亿人,占37%;乡镇农村4.8亿人,占63%。

  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扣除近1亿从事第一产业和做农民工的城镇郊区农民外,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岗位数只有1.8亿;在这1.8亿人中,再扣除私营、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7 000 万人后,真正在国营、集体、外商投资及其他股份制等城镇单位就业的职工仅为1.1亿人,而这些单位正是历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传统的主要就业去向。

  据国家发改委和劳动人事部公布的数据,“十五”期间每年全国城镇单位提供的正规新就业岗位均为1000 万左右,“十一五”期间也将大致保持在1000 万人至1200 万人之间。由以上数据分析,2000年大学毕业生100万人,占当年城镇单位新增就业岗位的比例为10%,当时找到满意的就业岗位比较容易;而到了2006年大学毕业生增长为400万人,如全部在城镇单位就业,将要占去这些单位新增就业岗位的40%,但是其中只有一半(约200万人)能去传统的白领岗位(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其他人则要到企业基层单位做灰领或蓝领。预计到2008年,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将相当于城镇单位全部新增就业岗位数的50%以上,要找到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岗位的难度就更大了。

  今后的大学毕业生必须面向新的就业空间,未能在城镇单位传统岗位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只能有两个去向:

  一是在10人左右规模的城镇私人企业或工商个体户就业,其从业人员有7000 万人,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还不足1%,可以吸纳相当数量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去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但其工作环境、待遇和社会地位都相对较低,要求应聘者的就业观念、期望值作较大的调整。同时,还要求毕业生“能文能武”,既做技术人员,又做普通劳动者。据初步估计,每年的吸纳能力在50万人以上。

  二是去全国乡镇企业就业,其从业人员总数有1.4亿人,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也不到1%。这些乡镇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出口加工型企业,还有一部分生产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配套产品,迫切需要补充一批大学生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每年的吸纳能力也在50万人以上,但同样需要大学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乐于到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一些的乡镇、农村去就业和创业。

  分产业、行业的就业岗位人才结构分析与需求预测

  一、分产业、行业的岗位结构分析

  2005年全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在业人员和比例结构分别为3.4亿人、1.8亿人、2.4亿人和44.7%、23.7%和31.6%。其中:第二产业的工业劳动人口为1.3亿人,建筑业为0.5亿人;第三产业的交通仓储邮电业为0.5亿人,商业、餐饮、金融、房地产和生活服务业为1.3亿人,教科文卫体及软件与咨询服务业为0.41亿人,机关与社会团体为0.19亿人。也就是说,企业有3.6亿个就业岗位,机关、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仅有0.6亿个就业岗位,两者的比例为6∶1,在二、三产业中吸纳人才潜力最大的是城乡经济部门和企业。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今后高等学校毕业生绝大多数要到二、三产业就业,但在以往处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二三十年中,我国大学毕业生的传统去向60%以上是机关和事业单位,40%是工业、建筑、交通和商业服务业。但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后,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为过去的四到六倍,已不可能维持原有的就业格局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作大的转变。

  二、分产业、行业的人才现状分析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资料推算,全国近7.6亿在业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为 5 160 万人,占6.8%,只相当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4%)的1/3。

  同时,我国各产业、行业之间的人才分布状况又极不平衡:第一产业中的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者仅占本行业、就业人口的0.2%;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和建筑业分别为6.5%和4%;第三产业中的交通邮电业、商业与生活服务业分别为6.6%和5.2%,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才密度均很低。人才密度较高的只有两个大行业:一是以事业单位为主的教科文卫体、软件、咨询服务业,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1.2%;二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机关与社会团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0%。这个状况也说明了二、三产业的各经济部门比机关、事业单位更需要提高人才密度,可以吸纳更多的大学毕业生。

  三、分产业、行业的人才需求预测

  党中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为此,我国必须在2020年初步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前不久,由上海市教科院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完成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经过研究和论证提出,到2020年我国全社会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由2000年的8年提高为11年以上,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比例将提高为18%至20%。按照这个期望目标进行测算,2015年全国就业人口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应当达到13%以上。

  结合各个行业目前人才现状的基础和技术发展梯度的区别,我们对2015年分行业就业人口中的高等教育文化程度拥有量和比例作了如下预测:

  农林牧渔行业人才拥有量由2005年的70万人增长为2015年的310万人,人才密度由0.2%提高为1.1%;工业由840万人增长为 1 820 万人,人才密度由6.5%提高为10.1%;建筑业由200万人增长为450万人,人才密度由4%提高为8.2%;交通邮电业由330万人增长为750万人,人才密度由6.6%提升为12.5%;商业服务业由670万人增长为 1 250 万人,人才密度由5.2%提升为10%;教科文卫及软件咨询业由 2 100 万人增长为 4 000 万人,人才密度由51.2%提升为80%;公共管理业(机关与社会团体)由900万人增长为50%,人才密度由50%提升为80%。

  2015年预测,第一产业人才密度为1.1%,仅相当于目前OECD国家平均值的1/5左右;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人才平均密度是10.1%;第三产业中的交通邮电和商业服务业的人才平均密度也是10.1%,仅相当于上世纪末OECD国家平均值的一半,要求不能算高。

  到2015年全国在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拥有量将达到 10 580 万人,比2005年实际拥有量净增 5 420 万人。考虑到2006年至2015年期间,全国在业人口中的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者将有近 1 000 万人退休,因此十年实际需要补充的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才将在 6 000 余万人,平均每年为600余万人,与今后十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年平均毕业生预测数相近。

  分职业大类的就业岗位结构分析与需求预测

  从全国职业岗位人数的分布情况看,2005年全国城乡的各类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员分别为 1 150 万、 5 700 万和 2 800 万人。这三类从事管理与专业技术工作、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岗位占全国在业总人口的12.7%,其中在城市、县镇和农村乡镇工作岗位的比例是57∶23∶20。商业服务人员、生产工人和农民这三类以蓝领工作为主的人员数分别为1.32亿人、1.9亿人和3.4亿人,合计占全国在业岗位总人数的87.3%。当然,其中也有少部分是灰领岗位或称技术蓝领岗位,担任技师、高级技工、领班,或生产者兼任质量检验、生产统计等工作。他们既在生产一线从事体力劳动或服务工作,又带有某些管理或技术职能,其人数估计占蓝领岗位总人数的8%至10%,也就是在 6 000 万人至 7 000 万人之间。

  从各大类职业人口中的人才拥有量和所占比例来看:单位负责人中的大专以上毕业生程度者人数为420万人,比例为37%;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中的大专及以上者 2 400 万人,比例为40%;办事人员中的大专以上毕业生为 1 180 万人,其比例为42%;商业服务人员中的大专以上毕业生为57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在第一线从事服务工作。但带有部分管理或技术服务职能的灰领,比例为4.4%;生产工人岗位中的大专以上毕业生也为570万人左右,其中大多数为技师、高级技工或带有部分管理职能的领班者,比例为3%;农林牧渔劳动者中,大专以上毕业生的仅为0.1%。

  按照2015年全国就业规模和大专以上毕业生拥有量的预测,我们对该目标年度的分职业大类人口的规模和人才拥有量作了如下结构预测:2015年各单位负责人总数达到 1 300 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拥有量比2005年净增350万人左右,人才密度达到60%;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总数达到 6 500 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拥有量净增 2 000 万人左右,人才密度为68%(美国在1986年为78%);2015年职员总规模达到 3 200 万人,大专以上毕业生拥有量净增700万人左右,人才密度为60%;2015年商业服务人员总规模达到1.8亿人,大专以上毕业生拥有量净增 1 000 万人左右,人才密度为9%(美国1986年已达到34%);2015年生产工人总规模达到2.3亿人,大专以上毕业生拥有量净增 1 000 万人左右,人才密度达到7%(美国1986年已达到22%);2015年农民总规模下降为2.8亿人,大专以上毕业生拥有量净增250万人左右,人才密度达到1%(美国1986年为18%)。

  对未来若干年大学毕业生供求形势的粗略判断

  从地域上看:城市、县城和乡镇农村的新就业人才需求结构大约是:城市为60%,县城为25%,乡镇农村为15%。

  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单位、股份制、集体合作制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的人才需求大约占60%;私营、个体工商户和城镇其他非正规单位的人才需求大约占20%;乡镇企业和农村的人才需求占20%;分产业、行业来看:第一产业的人才需求大约占4%;第二产业占23%,其中工业占18%,建筑业占5%;第三产业占73%,其中交通仓储邮电通讯业占8%;商业、金融、餐旅和生活服务业占18%;教科文卫体和软件、咨询服务业占35%;机关、社会团体占12%。

  分职业大类看:专业技术类人员岗位的人才需求大约占40%;职员岗位的需求占13%;商业服务类人员岗位的需求占21%;机器操作者和一线生产工人岗位的需求占22%;农林牧渔从业者中的人才需求占4%。考虑到“单位负责人”的绝大多数岗位需有一定管理、技术经验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的可能性极小,故将其对人才的需求分解到其他职业类中。

  综上所述,三类白领岗位的人才需求大约占53%,三类蓝领岗位的人才需求大约占47%,基本上各占一半。

  下篇:开拓就业空间需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新形势下高校的重新定位

  除了少数“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外,其他高等学校都要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目前,全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期阶段,这一新形势要求全国高等学校重新定位,注意高等教育“生态结构”的合理化。前一时期,全国高等学校的发展存在着研究型大学热、综合型大学热、多学科大学热,片面追求成为高水平大学,造成高等教育生态结构失调。今后十多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是发展中国家,大量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技艺型人才、技能型人才。除了少数“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外,其他高等学校都要把培养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主战场的应用型人才,也就是中、初级人才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既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要培养第一线的操作型人才。全国需要创建更多的特色院校、专门院校,多数学校要有学科特色和行业特色,要加强与行业企业合作办学,创建更多的科研、技术开发和学生实习的校外平台。教育教学要更多地以就业为导向,花大力气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

  培养目标与人才规格的调整

  本科毕业生的培养目标应该调整为中级人才

  长期以来,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都把培养高级人才定为自己的目标。在新的形势下,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有必要对学校的定位作出重大调整。未来几年,全国硕士生、博士生年毕业人数将突破40万人,比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本专科毕业生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以上,他们将成为我国高级人才的主要后备力量,可以培养学术型人才、工程技术开发型为主。而本科毕业生的培养目标应该调整为中级人才,以培养应用型岗位人才为主。相应的大专、高职毕业生的培养目标应调整为初级人才,以培养知识技能复合的第一线操作型人才(俗称“灰领”或“技术蓝领”)为主。

  科类、专业结构的调整

  地矿类、能源动力类、机械类、轻纺食品类、化工与制药类等学科的毕业生需求比较大

  前几年,在人才市场热门专业和低办学成本的双重驱动下,许多高校不顾自身条件,盲目争上社会热门专业,造成部分学科专业规模严重失控。

  第一是管理学科专业(包括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三个中类),本科在校生规模接近130万人,专科在校生规模超过了150万人,合计达到280万人。

  第二是经济类专业(包括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三个中类),本科在校生规模达到57万人,专科在校生规模达到34万人,合计超过了90万人。

  第三是计算机与电气信息类专业,本科在校生规模达到140万人,专科在校生规模达到163万人,合计超过了300万人。

  第四是外语类专业,本科在校生规模达到60万人,专科在校生规模达到47万人,合计超过了100万人。

  第五是艺术类专业,本科在校生规模达到62万人,专科在校生规模达到35万人,合计接近100万人。

  第六是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本科在校生规模达到15.5万人,专科在校生规模达到1.2万人,合计接近17万人。

  上述这些学科规模发展过快,远远超出了人才市场的吸纳能力,需要在今后几年适度调减招生规模。

  与此同时,国家工业发展急需的地矿类、能源动力类、机械类、轻纺食品类、化工与制药类等这几年招生规模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在高等教育总规模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而这些学科的毕业生需求却比较大,近几年就业率都比较高,许多小企业和县镇两级的工业企业都招不到大学毕业生,市场空间较大,应该适度扩大招生规模。

  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的调整

  大多数本专科专业的教学计划都要调整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时间的比例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除少数以“985工程”大学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之外,其他各类高等学校都应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本专科生都要着重培养其在基层单位或第一线的工作能力。因此,大多数本专科专业的教学计划都要调整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时间的比例,加强实践教学、现场教学,要加强工科类、商科类、农科类大学生的技能训练。

  专业目录和专业方向的创新

  各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应与相应的行业和职业岗位相衔接

  今后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绝大部分要培养成为应用型人才,走向各种职业岗位,因此专业目录应具有学科和职业双重特性。各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应从本校的优势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与相应的行业与职业岗位相衔接,注重特色专业、特色人才的培养。目前,多数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过于强调通用人才的培养,缺少特色,到实际工作岗位上手较慢,缺少职业知识。以会计学专业为例,全国有近500个本科院校和900所专科学校设置这同一专业,教学计划雷同,应该根据各行业需要分别细化为工业会计、农业会计、商业会计、卫生会计、行政事业会计等;又如热加工专业可细分为铸造、锻造、焊接等,分别增加与对口行业相关的特色课程,通过专业与行业复合,就容易形成特色。

  教师知识能力结构的调整

  教师进修除了学科继续教育外,还应加强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兼职从事项目开发、技术改造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大众化高等教育,要求我们的高等学校专业教师“能文能武”,更多地成为复合型的双师型人才。教师的进修除了学科继续教育以外,还应加强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兼职从事项目开发、技术改造,加强技能训练和挂职锻炼。教师职称的晋升不能光看论文发表了多少,还要看他的项目开发和技术应用的成果,与用人单位合作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的能力等。

  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

  未能应聘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可以先从事生产第一线的操作性岗位,以后有机会再发展

  从入学开始,学校就要对大学生进行大众化高等教育条件下的就业观念和人才市场环境的教育。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不能光眼睛朝上,更多的是要眼睛向下:在就业地区面向上,更多地走向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与县镇;在单位取向上,未能应聘机关事业单位的,更多地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在职业取向上,未能应聘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可以先从事生产第一线的操作性岗位,以后有机会再发展;未能被单位应聘的,可以向浙江许多民营企业创业人学习,在家庭、社会或政府的资助下,自主创业或与其他同学合伙创业,自己做小业主和老板。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胡瑞文,原载2008年1月28日《中国教育报》第5版

〖改革创新推进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

  ——庆祝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十周年

  1996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997年9月,首批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学员入学。由此,掀开了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发展的序幕。

  十年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各培养院校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新时期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专业化为宗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为推进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加快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历程

  1995年,为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综合素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对优质教师资源的迫切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国内部分教育专家、中学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就开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进行论证。在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96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批准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并决定北京师范大学等16所高校为首批试点培养单位,同时成立了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专家指导小组,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任组长,秘书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1999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第一届“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顾明远教授为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何艳茹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天津师范大学沈德立教授为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教授任秘书长,秘书处仍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6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批准成立第二届“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为主任委员,叶澜教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副司长、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宋永刚副司长为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任秘书长。

  专家指导小组(1996.6——1999.7)

  顾明远、叶澜、何艳茹、沈德立、阎金铎、邓宗琦、张大均、王斌华、尚永亮、单墫、赵卫、袁锐锷、魏义钧、阎治身、吴昌顺(15人)

  第一届教指委(1999.7——2006.2)

  顾明远、叶澜、何艳茹、沈德立、王选章、邓宗琦、吕九如、乔际平、孙名符、张大均、杨启亮、周庆元、范禄燕、胡晓莺、赵庆刚、赵彦修、袁锐锷、康岫岩、傅诚、傅维利、裴娣娜(21人)

  第二届教指委(2006.2——)

  钟秉林、叶澜、朱慕菊、宋永刚、马云鹏、万明钢、王选章、卢家楣、石鸥、阴国恩、刘登义、吴国通、张斌贤、张民选、张大均、吴康宁、李继凯、范禄燕、周谷平、涂艳国、袁锐锷、梁景和、戚万学、康岫岩、蒋春澜、韩增林、马重奇(27人)

  从1996年到2007年,由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承担教育硕士培养的院校从最初的16所增至57所。在这57所院校中,既有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又有省属师范大学;既有长期从事教师教育的高等师范院校,又有学术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培养院校的设置不仅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同时兼顾到区域的平衡。在57所培养院校中,位于东部省份的43所,位于西部省份的14所。

  随着培养院校的增加,教育硕士的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1997年,教育硕士首次招生不足百人(无当年报名数据)。到2007年,全国报考教育硕士的人数为 27 499 人,招收 11 944 人。从1997年到 2007年,全国教育硕士累计招生约6.5万人,目前在校生规模为3.5万人。截止到2007年6月,先后有近3万人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其中有 2 000 多人走上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岗位。教育硕士专业已成为我国培养规模最大的专业学位教育类型之一。

  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全面探索

  在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可以直接搬用的现成方案。十年来,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下、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各培养院校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1.扩大招生对象。十年来,为适应我国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教育硕士的招生对象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从最初只招收普通高中在职教师或教育管理人员扩大到初中专任教师或教育管理人员和中等师范学校在职专任教师,1999年又进一步扩大到中等教育其他类型学校的文化基础课专任教师和具有中学专业技术职务的教研员。到2003年,教育硕士的招生对象涵盖了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具有(或相当于)中小学、幼儿园专业技术职务的管理干部,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于基础教育战线的教育硕士招生体系。

  2.增设专业领域。十年来,为适应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教育硕士招生和培养的专业领域稳步扩大。1997年,教育硕士招生和培养的专业领域仅有教育管理和学科教育2个专业、6个专业方向。从2002年起,先后增设了4个专业和11个专业方向。到目前为止,教育硕士招生和培养的专业领域包括:教育管理、学科教学、现代教育技术、小学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6个专业、17个专业方向,基本形成了适应我国基础教育需要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专业体系。

  3.探索培养目标。十年来,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与各培养院校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深入分析我国教育发展的宏观趋势,积极探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经过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现行教育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即为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才,从而开辟了与学术型人才培养渠道相平行的职业型人才培养的新途径,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类型,而且为基础教育界输送了大批高学历、高素质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人才,为提升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快教师专业化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创新培养模式。教育硕士学员主要是由在职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组成的特殊的学习群体,他们具有需求广、时间紧、差异大等特点,单一、固定的培养方式很难满足他们的多种多样的需求。此外,与全日制在校学生相比,教育硕士学员面临着突出的“工学矛盾”。十年来,各培养院校本着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宗旨,从实际出发,在保证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下,锐意改革,探索出了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和多样化的学时安排,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教育硕士学员的需要,大大调动了广大中小学教师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积极性。

  5.改革教学方式。十年来,为确保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实现,各教育硕士培养院校积极探索,在改革教育教学方式上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改革。一些院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和教学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学员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增设实践环节,强化观摩教学和案例教学,并要求学员提交实践活动报告。有的院校通过建立“教育硕士仿真学校”的形式,模拟学校运行方式,为教育硕士学员提供交流研讨、模拟教学实践的平台。部分院校结合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通过吸收教育硕士学员参与课题研究和调查活动,不仅很好地处理了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而且提高了学员的科研能力。部分院校根据区域特点,组成了包括联谊会、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的教育硕士学员的“互助”组织,把学习和培养工作延伸到校外,扩展到学员生活和工作单位的所在地。大多数院校都注重引导学员把教学实践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积极鼓励学员从中小学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的实践出发,联系教学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加以解决。有的培养院校尝试把学员的学位论文答辩安排在中小学进行。

  这种形式既促进了教育硕士学员积极开展教学实际问题的研究,也使中小学参与检验教育硕士毕业生的实践水平,从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导师与学生、培养单位与被培养单位的双向互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6.建立培养基地。实践能力和技能的提高,是培养职业型人才的关键。为了不断提高教育硕士学员的实践能力,一些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通过自身努力以及与中小学的密切合作,建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硕士教学科研基地。在这些基地中,教师和学员可以自由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研讨和科研实践活动,包括考察学习、观摩教学、调查研究、论文开题和论文答辩等。基地的建立,为广大教育硕士学员提供了运用理论学习成果、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和技能的重要场所。

  部分院校依据教师校本发展、教学研一体化等教育理念,借鉴博士流动站建设的成功经验,选择部分管理富有特色、教学质量高、新课程改革卓有成效的中小学建立教育硕士流动站,为教育硕士培养提供一个集教科研于一体的基地,并探究新的教育硕士培养的校本模式,提高教育硕士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教育硕士指导教师的业务发展。

  7.建设教师队伍。名师出高徒,没有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队伍,是难以保证教育硕士培养的高质量的。十年来,随着教育硕士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成为制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教育硕士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各培养院校积极探索,通过颁布管理规定、开展新导师上岗培训、聘请名师开设讲座等形式,努力提高广大教师的政治业务素质,加深他们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特点的认识。为提高培养质量,各培养院校积极采取措施,在严格标准的前提下,不断扩大教育硕士的指导教师队伍,并从基础教育学校聘请部分具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和管理干部担任教育硕士指导教师。与此同时,各培养院校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教育硕士学员的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进行严格考核,以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8.变革管理机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设立,不仅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和教师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宏观教育管理机制的一次重要变革。从酝酿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之初,专家学者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之后,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先后成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专家指导小组和教育指导委员会,作为业务指导组织,履行相关管理职能,教育行政部门则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种管理机制的创新对于推进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强化理论研究。随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展,围绕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比较研究和应用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十年来,先后发表了大量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与诸多教育研究领域不同的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研究是由现实需要引发,并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兴起的,它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而出现的,这种研究范式对于推进我国的教育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10.拓展社会影响。十年来,随着一批又一批教育硕士学员先后完成学业,在基础教育战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十年间,各教育硕士培养院校先后为基础教育界输送了近3万名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高素质的骨干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成为特级教师和教学名师,或者走上基础教育学校的管理岗位,或者成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来,在全国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业已成为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来,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高素质的教育职业型人才的培养体系。

  十年来,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未来展望

  2006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正式宣布,经过十年的探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将由试办阶段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是,加快改革发展、注重制度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打造学位品牌。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紧密配合下,在各培养院校的大力支持下,多方面开展工作,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1.牢固树立质量为本的观念,推进各项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质量,为基础教育输送更多高素质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结束试办、转向规范发展,意味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意味着在招生规模和招生专业领域扩大的同时,应当把上水平、创品牌作为工作的中心。为此,应当牢固树立质量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生命线的意识,应当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摆在教育硕士全部培养工作的首位,应当从政策、体制、机制、内容和手段等多方面,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形成稳定有效的质量保障机制和监控机制,不断提高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质量,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深化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管理的改革,建立健全分工明确、责任明晰、相互协调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管理机制和方式,以适应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过十年的探索,业已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下,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将进一步强化宏观业务指导和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各培养院校的积极性,鼓励各培养院校建立健全旨在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并结合校情、区情,开展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以形成统一性与多样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的管理格局。与此同时,应当牢固树立“开放办学”的意识,进一步吸收社会各界特别是基础教育界的力量参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加快建设培养院校—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教育硕士培养平台,为不断提高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建立稳定的基地。

  3.不断推进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学科建设,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要推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同样需要在科学和理论的层面上开展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实践更具有方向和目标。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将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与各培养院校通力合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展多种形式的科研攻关,不断增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水平。

  4.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扩大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社会影响,积极争取相关政策的支持,以不断推进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从设立至今仅有十年时间,仍然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提高教师素质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在现行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制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中小学教师所能受到的最高学历教育,对于教师学历提高和素质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这样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业,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需要有关部门从人事政策、培养经费、条件保障等诸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以便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5.进一步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境外一切优秀的经验,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不断丰富和深化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我国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开展的时间不长,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储备。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拓展对外交流的渠道和途径,采取多种方式,与国外境外相关组织和机构建立制度化的交流合作关系,丰富和拓展我们对国外境外教育硕士培养的经验教训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借鉴他人已有的经验,汲取教训,使我国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应当积极鼓励各培养院校主动开展与国外境外相关组织和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以快速提升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全球和世界眼光的教育家。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这十年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即将迎来第二个十年,即将进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精神的指引下,继往开来,锐意改革,不断创新,迎接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发展的新高潮。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供稿,原载2007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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