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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中部教育启示录——教育投入遭遇“中部凹陷”
20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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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教育启示录

——教育投入遭遇“中部凹陷”

  编者按:从2005年4月起,中国教育报记者深入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山西、湖南六省40多个市县,了解中部教育的真实现状。将采访中发现的中部教育在崛起过程中所共同面对的教育投入、师资结构、发展环境、发展策略等难题呈现给读者,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关注中部教育,为中部教育出谋划策,让教育成为支持中部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

  不久前,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教育重大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以人均教育经费、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4项基本指标,对我国教育经费进行了考察,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指标最高的是经济发达的东部,但指标最低的并不是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而是中部,课题组称这一现象为“中部凹陷”。

  记者在中部六省的所见所闻也印证了这一问题。

  经费不足,中部教育形势严峻

  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人均教育经费,2001年,东部地区的平均值是619元,西部地区为282元,中部地区则为264元。排在最后两名的是两个中部省份——河南和安徽。

  生均教育经费,小学生东部2075元,西部987元,中部851元;初中生东部2655元,西部1474元,中部1165元。

  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小学生东部1412元,西部776元,中部只有597元;初中生东部1617元,西部1142元,中部719元。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小学生东部200元,西部50元,中部仅为31元;初中生东部317元,西部86元,中部57元。

  从这四项指标中可以看出,无论从教育的总体情况,还是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支持程度,或是财政对改善办学条件的支持程度,中部与东部都相差甚远,甚至与西部地区相比,差距也不小。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的短缺制约了中部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发展速度。行走在中部六省,记者少了在东部采访时的新鲜,也少了在西部采访时的兴奋。在东部,先进的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经常会让人眼前一亮;在西部,刚落成的高标准校舍、崭新的教学设备,让人随处可以感受到条件改善后师生们的喜悦。而在中部农村,当年“普九”建设的校舍,经过近十年的风吹雨打已有些破旧,校长们却仍在为当年欠下的债务烦恼;缺失、破损的教学仪器得不到及时补充,紧张的公用经费让老师们为一支粉笔精打细算。一位市教育局的老局长叹息着对记者说:“农村教育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此话虽然有些言重,但也道出农村教育形势的严峻,中部农村教育成为“凹陷”中的低谷。

  走向崛起,期盼中央政策支持

  “我们处境尴尬啊,沿海开放政策我们沾不上边,西部大开发又没我们什么事,谁让我们不是‘东西’呢。”在中部采访,经常可以听到人们类似的调侃和抱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部地区已尽享先发优势,经济处于领先水平,教育发展也同样占得了先机,不少省市将发展目标瞄准了实现教育现代化。而西部地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特别扶持政策也取得了积极效果,西部“两基”攻坚、现代远程教育、“两免一补”工程的实施,大大加快了西部教育的发展。在东西的双重夹击下,中部教育投入不足的差距凸显出来。

  “中部是我国主要产粮区,农业税、特产税减免等政策的推行,有可能给中部农村教育带来新的冲击,中央必须考虑到这点。”在中部采访时,一些教育界人士向记者表示了担忧。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农村教育经费供求矛盾也因此更加突出。这是因为,每一次因减轻农民负担所造成的地方财力减少,都主要由地方消化,而财力的减少势必影响教育经费的投入。

  以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河南来说,虽然该省的生均教育经费、生均公用经费在全国最低,但该省200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达到了22.99%,排在全国第二位,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只是囿于财力所限。“希望中央在制订政策和转移支付时,能够充分考虑‘人均’这一概念。”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向记者强调了这一点。“且不说东、西部已经享受到而我们没赶上的优惠政策,即使是同样的政策,由于我们中部人口多,落到每个学生身上,实惠就比别人少了很多。”蒋笃运进一步解释。

  今年年初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中部崛起”,中部人盼望着这一口号能够落到实处,出台优惠政策,让中部从“凹陷”走向“崛起”。

  以县为主,省级政府也需尽力

  “以县为主”后,乡镇政府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重压下抽身喘息,将包袱转给了县级政府,但中部很多农业县市自身就是“吃饭财政”,也无力承担。记者走过的一些县,单教师工资一项就占了全县财政收入的60%,而且还只是“国标”工资,只占应领工资的70%左右。管了教师的“人头费”,县里已没有能力再去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学校靠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少量杂费艰难运转。

  县里把目光投向了上级政府。据了解,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后,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已从22%上升到50%,近年还在增加,加上省级和地市级财政的份额,县以上三级政府财政收入所占比例已高达80%。县级政府有理由希望上级政府帮助解困。

  记者在翻阅《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时发现,虽然中部6省预算内教育拨款都有所增长,但除湖北省外,其余5省增长速度都低于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与上一年相比也都有所下降,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中部各省有义务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记者还发现,在“以县为主”体制下,省本级在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项目中,资金量的一半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项目的配套资金要求,一般性教育专款的设置也基本在中央教育专款的框架之内操作,省级政府基本没有承担筹措和分配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这对于缩小省内各地的教育差距来说相当不利,省级政府解决本省内教育问题的主动性应该得到加强。

  差距是相对的,短时间的“凹陷”也并不可怕,只要各级政府能够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把教育当作一项基础性工程常抓不懈,按照《教育法》的要求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教育的均衡发展总会实现。农村师资,面对结构矛盾

  “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河南省新安县教育局局长韩经权的一番感慨虽不能涵盖农村教育的所有问题,却一语道出了“师资”这个一直以来困扰中部六省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

  此次赴中部六省采访,所到的城镇和农村,无论是在条件优越的示范性中学,还是在设施落后的农村学校,几乎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围着“钱”和“人”打转。没有“钱”,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人”,即使投入充足,也是“巧妇”难寻。相对于教育投入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摆在眼前的师资问题就显得尤其迫切与现实。

  青黄不接,师资遭遇“断层”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中部几乎每个省教育部门的领导都用不同的方言对记者讲着同样的话,师资的结构性断层似乎成了中部六省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儿。

  湖南省一个地级市曾经对辖区内的中小学师资现状进行过一次比较详尽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全市小学教师过剩5000人,而高中教师却有着2000人的缺口。为了弥补高中教师的“口子”,高中纷纷从初中挖教师,初中学校就只能从小学挖教师,挖走的基本上都是前几年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这样层层“掐青苗”,留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教师。“现在农村的小学里已经很难看到40岁以下的教师了!”该市教育局一位副局长感叹道。

  “‘年龄不老小,工资不老低,水平不老高’是老百姓对小学教师严重老龄化的一个形象的说法”,韩经权告诉记者,他们县里60%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这些教师很多是从民办教师转过来的,他们的文化知识基础本来就差,再加上年龄偏大,根本不可能再学习现代教育技术,很难适应新课改的需要。“高中教师则严重年轻化,最年轻的一所高中,教师平均年龄只有28岁!”

  山西孝义中学校长张凤年告诉记者,前几年学校只有6到8个班,现在扩到了20个班,班级人数越来越多,教师队伍、教学资源的矛盾突出,给教学质量带来了很大挑战。扩招过程中,学校从大专院校精选出近百名优秀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但新教师的成熟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对记者坦言,入学适龄人口高峰与教育资源不相适应一直是湖南省面临的一大难题。他告诉记者,现在该省的入学人口高峰比较突出地集中在这几年的初中毕业生阶段,初中毕业生大量增加,高中阶段的师资缺口自然加大,即使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个缺口补足,几年后初中毕业生高峰过去,又可能造成高中阶段教师的大量富余。

  编制紧、待遇低,优秀教师匮乏

  在师资结构普遍出现断层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即使一些年龄大的教师能够退下来,也无法补充年轻教师,国家确定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编制比城市紧,许多农村中小学处于超编的境地。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小学阶段生师比,城市19∶1,县镇21∶1,农村小学23∶1;中学阶段,城市13.5∶1,县镇16∶1,农村18∶1。有专家告诉记者,实际上这种比例要学生规模达到300人时才适用,是一种为城市服务的标准。农村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很难达到这样的学生规模,因此,生师比例不是更大而是更小。在记者采访所到的一个县,全县276所小学中,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学校也只有103所,更不要说300人的规模,按此比例制定的教师编制显然无法满足这些学校的需求,有的农村学校教师甚至要一个人教11门课!

  一方面是相当多的地区教师总体数量超编,三四年没有补充新教师;另一方面却是一些农村学校急需合格教师,苦于没有编制,只能聘请代课教师,由于待遇编制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引进教师的质量。“刚刚培养成熟一点的好教师就被城里的学校挖走了,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在河南采访时,一位中学校长向记者大倒苦水,“现在我们学校都不敢让老师去参加学科竞赛,只要一获奖,第二天就有人来挖人。”这位校长告诉记者,以前学校还能靠控制人事关系留住一些老师,现在城里的一些学校开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除了高薪、解决住房问题、子女入学,就是人事关系都能重新再建一套。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一些边远的农村学校现在成了城里学校的教师培养基地,总在培养人才,却总也留不住人才。师资匮乏成了困扰基层教育的另一个难题。

  “我们县最缺的就是英语和计算机教师。”记者在中部几省采访,不时能听到当地教育局长反映同一个问题,英语和计算机教师的缺乏在中部省份农村相当普遍。新课改推出以前,相当一部分农村学校都是身兼数科的“全能教师”独当一面;而新课改全面铺开以后,和英语、信息技术、体育、美术、音乐等学科的新课标较起真儿来,“全能教师”就没了底气。对农村学校来说,外语、计算机等学科人才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新课改后需求增加,这方面的师资就更是捉襟见肘了。一些农村学校的校长颇有几分无奈地告诉记者,因为农村教师待遇不高,高校毕业生宁可在城里的公司打工,也不愿意到农村任教。学校按正常的招聘条件,很难招到合适的教师,一些地方只能降低标准,在教师学历上大打折扣,其结果就是直接影响了师资的质量。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在我国教师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村教师队伍却面临着“断层”的局面和匮乏的危险,城乡教师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如何走出这个结构困局,中部的教育工作者感到迷惘。

  教育环境,期待尽快改善

  “科教兴国”战略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的时间。十年里,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举世瞩目的成就。记者在中部六省,虽然听到的大多是各级政府重视教育的表述,看到的是各级各类学校努力发展的场景,但间或也有一些不和谐音传来。

  如此关注,学校不堪其扰

  这些年,社会对教育的关注程度逐年提高。关注,本应是好事,学校都期盼着关注能换来各界的支持,但如果关注的是另一个角度,学校和教师就难免心惊胆战了。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曾给编辑部发回一封信,已见诸报端。信中讲述了在一所农村初中看到的账单,记载着半年多来向学校收取费用的单位和金额,共有9种名目,计一万六七千元。而这所农村初中校财政应拨付的公用经费始终没有到位,学校运转全靠学生缴纳的二十多万元杂费维持。

  这不是一个县、一所学校的个别情况。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学校都在疲于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某县一所中学花200元买了一台秤,县质监局检查时,以秤不准为由,一次罚款400元!还有一学校,账本被有关部门查了5遍不说,就连学校食堂的一块砧板一年就被检查了4次,每次收费200元。学校欢迎执法部门来指导工作,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但有些部门“管理就是收费,执法更是收费”“只要有人来,无论如何搞几个钱走”的做法让学校怕了这些“检查”。

  这两年,“教育乱收费”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但不少校长和教师却为此叫苦不迭:“为什么被查的总是学校,怎么没有领导追查教育乱收费背后的原因呢?”

  教育的事,教育说了不算

  “官本位”,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越不发达的地区越甚。在中部一些欠发达省份采访,也难免碰到这样的事情。为了表示对采访活动的重视,一些县由县委宣传部长出面向记者介绍情况,而这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就退到了陪同的角色。这让记者感到不解。一位校长的话点醒了记者:“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一般在县领导班子里排位都靠后,没进常委。”也有个别情况,记者在江西某区采访,当地学校在介绍区里重视教育时,特别强调了一句:“区里分管教育工作的是位常务副区长,这在别处可不多见哟。”

  不少教育工作者把这个现象看成了教育“弱势”地位的一个佐证。

  不知是不是真的“人微言轻”,很多地方,教育上的大事小情,不仅学校和教育部门自己难以定夺,甚至分管教育的县领导也无法作出最后的决定。

  教师,是办学的根本,但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教师的聘用与否,很多学校无权决定,县教育局也没有最终决策的权力。“每年招聘教师,都要在县常委会上定。”很多地方把这一做法当作一条“重视”教育的经验来宣传,而“重视”的结果却常常是,县里为了缩减开支,控制财政供养人口,不顾当地教育的实际,宁肯让教师编制空着而大量使用代课教师。

  学校的事、教育的事,到底谁来定夺?学校办学自主权如何落实、教育部门的职能如何行使?需要不断探索和反思。

  素质教育,阻力来自哪里

  今年,中部一些省的课改实验区有了首批初中毕业生,记者去采访时,正值中考改革方案出台的时候。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占铭对记者说:“不考试,怎么改老百姓都没意见,一考试,一涉及到升哪所高中,什么意见都来了。老百姓不理解什么是综合素质评定,反问你,上大学、进机关的考试是按百分法还是按等级?”

  阻力还不仅在老百姓那里,一些地方领导也从中作梗。江西某市今年有4万初中生面临中考改革,但市政府不点头,考改就没法进行。无奈下,教育厅派干部专程去做市领导和学校的工作,这样才勉强答应小范围推进。

  对学生、对教师、对学校,教育部门试图用素质教育的眼光来衡量,而社会却仍用功利的应试标准来评价。而那些抨击应试教育最起劲的普通百姓,在面对自己子女的升学问题时,也重又站回应试教育的阵营。

  在基层教师眼里,某地教研室的张副主任是当地课改的一面旗帜,课改的每一步进程都有她的足迹。可是让记者深感意外的是,作为一个10岁孩子的母亲,她给儿子的生活安排却与自己平时所倡导的新课改精神格格不入。她告诉记者,儿子每周放学后要上3次英语课,除此以外,每周还有一次作文课,周末还专门请了一名教练为孩子辅导乒乓球。“孩子哪还有时间休息?”面对记者的疑问,张副主任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们局里上上下下都是这样,现在孩子不多学一点东西,以后拿什么和别人竞争呢?”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学生“不进则退”是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忧虑。

  社会的这种评价标准使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也显得态度暧昧。不少校长说到这点,自己也感到很无奈,学生考得不好,学校觉得没法向家长交代,政府虽然有对学校的综合评估,但到最后还是要看升学率。社会对教育的这种压力,由政府至学校、至教师,最终转嫁到学生身上,素质教育推进艰难。在采访中,很多教师都说,新课改是个好东西,感觉自己变了,孩子们也变了,可是好的理念如何能够真正推行下去呢?如果社会对人才、对学校的评价标准不变,素质教育就很难落到实处。

  高中建设,还须因地制宜

  “农村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这是一句曾经在全国广为流传、让教育工作者倍感自豪的话。但记者在中部采访,发现这句话到了今天已经不再适用。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近几年来,不少农家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相比起来,前些年为“两基”达标而翻建、新建的中小学校舍,到了今天已显得落伍,有些甚至成为危房。但有一点可以保证,这两年蓬勃发展的县级高中,新建的校舍绝对一流,很多县中的面积、设施甚至超过一些大学。或许这句话可以改成:县城最漂亮的房子是县中。

  中部地区人口多,“普九”巩固提高任务重,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出口之一的高中教育,无疑应该加快发展,但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如何把握发展速度,值得深思。

  是推动是侵占?

  2020年,我国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部六省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的28.1%,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30%还多,可以说,没有中部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就谈不上全国的普及。

  受高校扩招政策影响,最近几年老百姓送子女上高中的愿望十分强烈,大部分地区五年时间高中在校生增长了四五倍。“去年全省已有一二十所高中招生呈负增长,挖潜到了极限,不进行新建、扩建根本无法满足要求。”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占铭告诉记者,由于财力所限,一些地区高中在校生人数的增长是在不增班和不增加教师的情况下实现的,大班额现象极为普遍,教学质量因此受到了影响。

  记者在中部采访时看到,不少地方明里、暗里都会把高考升学率作为衡量当地教育部门政绩的一项主要指标,因此大干快上、建设高标准高中,提高高考升学率已成为摆在这些教育部门面前一项最主要的工作,不少地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担任高中建设工程的总指挥。至于“普九”巩固提高,虽然也有来自上级教育部门的各种检查,但往往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所费心力远不及高中建设。

  记者还在采访中看到,一些地方新建高中占地二三百亩的非常普遍,最多有占地六百多亩的。在校生通常超过五六千人,多则上万人,整个工程的总投入差不多都在亿元左右。

  新建一所高中的投入,抵得上一个县大半年的财政收入,这笔钱的出处也不尽相同。很多地区,县政府只出地、出政策,建设所需资金,由学校自筹或者是依靠银行贷款。也有一些地区,县政府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挤出了部分教育经费用于高中建设。面对农村中小学的破败和新建高中的豪华,记者不禁要问,高中教育的发展是对“普九”工作的推动还是一种资源的侵占呢?

  靠学校靠政府?

  举债兴建高中,已经成为中部各地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河南某地,一所高中的校长向记者介绍,这所去年建成的学校,现有在校生2700多人,土地是政府无偿划拨的,8000万元的建设费用则主要靠学校。学校原来积累了3000万元,又从银行贷了3200万元,其余是施工队垫资,这些钱现在还没还。

  由于学校建得漂亮,运行成本也高,光水电费一个月就将近10万,一年下来100多万,还有借款利息,一年也得200多万。“学校的欠款怎么还?”记者问,“慢慢还吧,不行还有政府呢,建新校是县里的决定,我这个校长也是县里任命的,真还不上了他们不能不管吧!”

  对此,一些教育界人士不无忧虑地说,在不惜代价兴建一片片气势恢宏的高中校园背后,可能埋藏的是两种不同的结局:其一,学校因扩张过快导致巨债缠身而陷入窘境,几年后“普九”欠债就极有可能转为“普高”欠债。其二,想要填补这些资金的缺口,学校只能想方设法通过收费等其他途径解决。

  校长们希望,中央和省级政府能够加大对县以下教育的投入,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设立专项资金,使自己不再左右为难。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5年8月8日-11日第1版

翟 帆 时晓玲 鲍道苏 叶莎莎 柴 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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