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以创新引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25年前，我们尚处于世界高等教育的边缘。25年后，如果有人说我国已经是研究生教育大国，不会有谁置疑；但如果有人问我国离研究生教育强国还有多大差距，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为大家所认同的是培养质量的差距。研究生培养质量差在何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司司长杨卫院士的回答是：知识传授尚可但科学创新不足。研究生教育发展涉及规模、结构、效益、质量等，质量放在最后，是因为质量最重要。提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永恒主题，也是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分析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要算历史账，更要算经济账。从自己多年在研究生教育一线工作的经验，也从目前学位办工作思路的角度，他为我们细细地算了一大笔“经济账”，最后“结账”的方式是：以创新引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硕士生培养质量之所以还不算差，主要是因为我们多投入了1年的时间

　　记者：您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现在您作为一位主管研究生教育的政府官员，怎样评价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杨卫：我认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差距主要在博士生培养阶段，在硕士生培养质量上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国的硕士生培养比别人多投入了大约1年的时间。我国硕士生教育的培养要求、培养年限同国际惯例有所不同。在培养要求上我们的硕士生必须具备两个能力：一个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主要指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学习要求；另一个要求是有做科学研究的能力。在这两种要求下，我国硕士生培养年限的期望值为2至3年。这意味着硕士学位对绝大多数硕士生是一种“终极性”的学位。而很多国家只是把硕士学位作为一种“过渡性”学位，所以对硕士生只要求具有其中一个能力，需要1至2年的时间培养。现在我国一些高校已经开始缩短硕士生学制的改革，如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在硕士生两年学制培养上取得初步的成功。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介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间，偏重于对科研能力的要求，有课程要求，但课程并不多，明显少于美国的一流大学。美国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对课程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学分很多，每门课程负担重，一个学期尽全力也只能修4门课左右，压力却非常大。如果完全学习的话，往往需要2至3年才能把博士生要求的课程念完。从以上分析看，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制年限和要求偏于平均分配，在博士生阶段没有体现由于创新的高度要求而需要的较长孕育时间。

　　记者：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整体培养质量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哪些？

　　杨卫：我认为，原因主要有四个。其一，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强国相比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与人均GDP达几万美元的国家相比，在研究经费投入上有很大的缺口。其二，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教授的遴选标准与遴选机制与国际上较好大学有较大的差距。其三，我国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水平主要高在知识传授方面，而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延伸成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一个先天不足。其四，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提升。

双规制不是科学的成本分担，
改革的目的也不是单纯的成本分担，
而是推进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的全面创新

　　记者：您认为研究生教育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提升，主要是指哪些？

　　杨卫：十几年前，国家教育投入更多地倾向于高等教育，而对于普教更多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近几年，国家、地方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在逐渐加大，目前已经占整个教育投入的63%以上，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与此同时，对高教投入的百分比则回落到23%左右。这说明我国国民教育的整体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首先，在政府的投入上，体现了从高教拉动向普教推动的逐步过渡，照顾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义务教育是公益性的，应该更多地由国家投入；而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实行成本分担是必然的。对研究生教育来讲，其成本也应该由国家、学校、导师和研究生四方共同分担。国家分担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按照国家急需目标定向的研究生，比如国防生、艰苦行业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另一种是对未来工作单位尚未确定的研究生，通过对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投入来进行支持。第三，要确立教育公平的理念。目前，许多学校的研究生实行的是事实上的双轨制，而自费生的比例正在不断攀升，已占40%以上。划分公费和自费的标准多看研究生入学的考试成绩，并没有考虑学生入学后的表现以及对研究工作的参与程度，“一卷定终身”。因此，双轨制不是科学的成本分担。只要入学考试成绩好，费用就由国家、学校、导师承担，这有失教育公平，仍旧是高考制度的一种延续，使应试教育上推到研究生教育阶段。

　　记者：社会上一谈起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双轨变为单轨，往往就认为成本分担就是收费。对此，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杨卫：我们改革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成本分担，而在于推进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的全面创新。通过双轨制改单轨制，通过成本分担比例，将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学术研究投入和产出挂钩，有利于调动研究生导师的积极性，有利于调动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更好地体现国家、学校、导师和研究生本人的受益特征，并逐渐实现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动态平衡。

实行导师负责和资助制，
就是更加强调导师责、权、利的结合

　　记者：改革培养体制，关键在于调动研究生及其导师的积极性。在您看来，应怎样改革现行的研究生教师指导制度？

　　杨卫：我体会，导师制应当包括导师负责制和导师资助制两层含义，即导师负责和资助制，更加强调导师责、权、利的结合。导师不仅要对学生思想、业务等负责，还应提供一定比例的费用资助研究生完成学业，使研究生能力的培养和导师所能做的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有更大的投入。更大的投入也会激发导师更强的责任心。现在导师只需要负责学生生活费的增量部分，而国家负担基本的部分，导师的投入在成本分担中仅占一小部分。如果导师的投入在成本分担中占比较重要的部分，就会督促导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强对研究生的指导，使其早出成果出好成果，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外导师科研经费的大部分是用来支持研究生的学费、生活费、暑期工资以及进行科研所需的水电费、运输费、管理费等等的。他们所对应的成本分担实际上是全面的分担，如果研究生不很好地参与科研，就有失去资助的可能，导师的科研任务也会受到影响。

全面推行“三助”制度，建立研究生培养基金，
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要从按比例增长改为按资助力度控制

　　记者：现在学校对于研究生在学期间提供助研、助教、助管“三助”岗位，实施导师负责和资助制后，“三助”制度怎样改革？这种改革的意义何在？

　　杨卫：与导师负责和资助制相匹配的就是全面推行三助制度，其中，助研占很大一部分。助教和助管的岗位是有限的，是由学校的规模、管理需要决定的。而助研直接同导师的科研经费挂钩，导师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越多，可以支持的助研岗位就越多。研究生有切实利益在里面，就可以激发其更好地投入到研究中。研究生获得助研岗位的情况应随着参与科研的努力程度有所改变。如果学生没有做好助研工作，导师就可能不再提供助研岗位。这种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也就不用平摊给导师，主要用于在学校建立研究生培养基金，由导师向学校申请。通过这种基金的机制还可以协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经费均值的不相等。要使学校提供“三助”岗位的最低比例成为进行宏观调控的一条杠杆。这可以通过三项措施来保证。一是先期保障措施，确定学位授予单位“三助”岗位的最低比例。对奖助学金的比例也要有一个控制，以区别不同的力度，如全奖，单项奖，部分奖等。二是过程反馈措施。对研究生培养的过程应反馈，每年公布高校“三助”岗位实际的百分数，接受政府及各方面的监督。这对研究生报考录取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高校“三助”岗位的比例同样也可以作为研究型大学的一项测度指标。三是后期修正措施。对“三助”岗位百分比偏小的大学，国家就可以在今后下达研究生指标时减少它的招生名额。我们现在研究生招生规模基本上采取按比例增加制度，即在培养单位前一年的基数上按照平均增长率加以分配。这种方法使招生基数大的学校，永远多招，而一些新增的培养单位因为基数小，永远处于劣势。我认为，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要从按比例增加改为按资助力度控制。这个修正措施会产生一种连带效应，对不能提供助研岗位的导师的大量招生会产生很大影响。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在目前已经没有意义，应在规模渐进、小幅增量的调控下实现结构的调整

　　记者：自1999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年均30.2%的速度快速增长，2005年增长势头有所回落。您怎样看待我们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

　　杨卫：我们以前讨论规模，往往单纯谈发展速度，将来要达到多大规模，是一个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规模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来确定研究生教育可能达到的规模。按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我国人均GDP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研究生发展的最佳规模到底多大呢？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许多同志曾作过很好的预测。我想从另一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目前我国的教育规模分布，2004年初中生规模是2300万，高中程度段（包括中职）的规模是1380万，是初中生规模的60%。其中，820万普通高中生进入高校的有447万，超过一半。这447万大约一半是本科生。今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37万（其中博士生是5.4万），占本科大学生的15～20%左右。其次，我们再来看人口出生规模。2004年的出生人口是1700万，比当前的初中生教育规模少600万，说明初中教育的能力已经大于出生人口。综合这两方面的数据，就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预测。2004年新出生的人口到2020年正好进入高中阶段，即2020年上高中和中职的最多可能的人数也就是1700万。因此，预期到2020年，高中和中职规模达到一比一的话，各占850万，我们就能普及12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高中规模在这16年里只需要增加30万，中职规模可能需要增加近300万。这样，到2020年，高中规模有850万，假如有60%上大学，约510万左右，只需比现在447万再增加63万，而如果每年增加5%,16年就要增加将近一倍，高中生100%都招进来也不够。事实上我国大学经过前一阶段的扩招后，规模上基本是一步到位了。到2020年，500万上大学的人中250万本科生。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一个比较合理的需求结构是1∶5，如果20%的学生上研究生，也就是每年约50万左右上研究生。今年的规模大约有30万，到2020年肯定能达到50万。这50万研究生里又分为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型学位研究生。随着专业型学位的增加和学术型学位的减少，可能会达到20万学术型的，30万专业型的研究生。如果20万年学术型学位研究生中30—50%念博士，到2020年，博士生招生规模会达到每年6-10万，而我国目前的规模是5.4万。所以，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在目前已经没有意义，而应该在低于GDP增长的水平下，进行规模的渐进，并在小幅增量的调控下实现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