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悲壮”成为一种集体表情

　　事实上，“悲壮”这两个字，几乎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严肃作家在面对媒体、面对文学圈外部世界的集体表情。

　　即使是中国顶级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还是余华，如果一部新作无法与影视剧、争议热点此类挂钩，连出版机构都会觉得愁苦：这本书的卖点是什么呢？怎么才能让记者把这个稿子做大点呢？这些作家当然足够著名，但在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面前，韩寒和郭敬明的号召力显然更大。

　　人如其名的陕西作家陈忠实，最近几年来，在媒体中出现的最多的身份，是“电影《白鹿原》的原著”。老作家被记者追问对王全安所拍电影的看法，他能怎么说呢？只能厚道地说一句类似“反正我觉得还不错”的话——他又不能大骂导演败坏了他用命写出来的小说！这完全不是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作风。

　　余华最近一次在媒体亮相，是为被孟京辉改编成话剧的《活着》捧场。

　　贾平凹被崔永元追问为何去担任某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他们为什么请你？ ”贾平凹一脸犹豫地用《武林外传》里老板娘的腔调回答：额也不知道，额也很为难。

　　“触电”频繁的刘震云，新作应出版方之要求取名《我不是潘金莲》——显然比著名的《一句顶一万句》销魂得多，然后他的新书发布会几乎就是一场“书名解释会”。可以想见，顶着这样的书名，至少在书店里，愿意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要多一些。

　　在近年来采访过的作家之中，只有张贤亮对“严肃文学的式微”这一话题处之泰然：我觉得没问题啊。作家们备受重视的年代，其实就是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匮乏的年代。现在人们看的玩的多了，小说不是唯一选择了，对作家可能不是好事，但对更广大的群体来说，我觉得是件好事。然后他说自己当下的生活：鸡蛋要吃当天下的，宝马要开七字头的——多令人向往！

　　但张贤亮之所以有底气这么说，是因为他是少数“下海”并取得成功的异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贤亮就运用自己的知名度，投上全部家产，在宁夏打造著名的西北影视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那里拍摄的。张贤亮的大多数同行，却没有这种经商的天分，他们还在写、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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