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作家没有了“神一样”待遇

　　莫言“一诺”，当然会让中国的严肃文学和严肃文学作家们都感到欣慰一阵子。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像莫言旁边坐着一个郭敬明这样奇特的组合，以后，还会，继续，出现。

　　像是一种预言，早在《蛙》之前，2002年3月，在上海图书馆，莫言和他自称最喜欢的女作家王安忆一起，做过一场名为“写作：是悲壮的抵抗”的演讲。慕名而来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像后来的郭敬明一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以他们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实在难以理解台上这两位作家“悲壮的理由”。当王安忆提到“今天街上的人越来越相像，单调，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这种格式化的生活正在向我们逼近”时，底下立刻有人提出反对一件：“没有呀，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很精彩呀！ ”王安忆简直不知如何反应。

　　为何悲壮？如何反抗？莫言提到这样的现实问题：各种各样的休闲方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写作是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式微的一种反抗；新生的艺术门类在不断争夺读者的时间和眼球，作家的地位不能跟以前同日而语，所以才悲壮。当莫言本人从文坛出道的时候，能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一个短篇的机会都极其难得，如果能够出书，那简直可以获得读者“神一样”的待遇。而现在，不必说各路大小明星，即使是后后辈的郭敬明和韩寒们，图书销量动辄可以上百万，话题也一个比一个劲爆，只要他们出来，记者发布会就绝对不会冷场——郭敬明们可不需要莫言们搭配来凑话题，他们懂得包装自己。在郭敬明明星式的对答如流映衬下，莫言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像不知从什么年代“穿越”到上海的。

　　相比郭敬明，莫言确实“悲壮”得多。 2001年莫言推出《檀香刑》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少轰动，新闻发布会上，图书记者们纷纷追问莫言干嘛在“地方包围中央”的头发上弄了几个发卡。倒是在2002年，《檀香刑》颇为火过一阵子，原因是不知哪家媒体曝出消息：继《红高粱》被张艺谋搬上电影银幕后，《檀香刑》已经以50万元的高价卖断电影版权。电话打到莫言北京家中，莫言直斥“胡说八道”。事实到现在已经很清楚：纯属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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