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文革”前，中国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成绩，也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教训。例如在1958年大跃进前后，高校招生数连续几年增长了好几倍。当时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中国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要普及高等教育，大学要大办。那时北大提出了一个口号“大干五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北大”，后来缩短为“大干三年”。我记得，1958年10月，我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高校考察团到河南去考察，走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当时的县长告诉我们，他同时也兼任商城十几所大学的校长，这些学校被称为红专大学，实际上就是原来的职业高中，一戴帽就变成大学了，这就必然造成高等学校质量的严重下降。大跃进时期，高等学校不顾条件的盲目高速发展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批判等，对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学校造成很大的影响。1961、1962年，在中央的领导下，经过调整、整顿和总结，纠正了前一时期的错误。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都很值得我们深思。历史的教训不能重演，对整个国情、教情需要一个科学研究和正确判断。

　　教育的发展怎样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除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外，还有结构的优化问题。当时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主要是四年、五年制的大学生和少量的研究生。大学专科、广播电视大学、职工业余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看来，“这条腿”过细，有关方面的支持、指导和社会的重视也不够。当时不少人认为高等学校大发展就是大办本科高等学校。而现有的本科高等学校又有向北大、清华等研究型大学看齐的趋势。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只是注重高等教育数量的发展，不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不努力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化科学化，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另外，不注意高等学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也很难满足广大青少年进入大学学习和自身发展多样化的要求。我们从研究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也了解到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化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来说，本世纪以来，许多发达国家高等专科学校、短期职业大学的急剧增长，就是适应了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规格人才的需求。1982年美国社区学院的在校生数比1946年增长了29.5倍，本科生与研究生在校生总数同期增长了3倍；法国的两年制短期高等技术教育，其文凭授予的比例从1956年的5.6％提高到1982年的40.2％，已相当于大学本科文凭的授予比例；日本的第一级高等教育包括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大学专科等，从1950年到1980年，其在校生与本科在校生之比从0.09：1迅速上升到0.44：1，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1983年，我在国内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通过原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的介绍，认识了德国著名教育家、当时任巴伐利亚州教育部部长的博克博士。我和他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情况，他认为德国教育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看做教育发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根本上还要通过劳动者进行生产、制造、维修、运行等等。技术、设备和某些高级专门人才都可以引进，但劳动者的素质无法引进。他说，德国战后经济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得益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可以说是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发达国家的这些经验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第一次从研究工作的角度提出，在中国高等教育数量规模大发展的同时，要重视高等教育结构包括层次、科类、类型结构的合理化和多样化问题以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

　　不仅高等教育结构需要调整，我感觉到中等教育结构问题也很大。“文革”前我们国家在高中教育阶段，除了普通高中外，并设有职业高中、中专等各种类型的中等职业学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专门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双轨制，认为办中等职业学校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职业高中和中专都被取消了。从结构上看，当时普通高中成为一个大肚子，职业学校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不到5％。这种状况一方面使普通高中的大量毕业生上不了大学，这些毕业生到社会就业又无一技之长；另一方面社会上大量需要的高素质的初中级技术人才和广大劳动者又得不到学习培训的机会（当时职业学校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不到10％，在全国4千万技术工人中，三级工以下的占70％，高级工只占2.3％），使我国的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受到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