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些变化开始以后，学校理财观念越来越强。此阶段除了委培、自费生、高校后勤社会化外，还搞什么呢？就是发展校办产业，把学校里的一些项目、老师组织起来到社会上承接科研或者技术改造项目，包括到部门承接科研任务。但是这时的科研完全是学校争取来的，不是国家财政拨款下来的。后来也形成了一些比较大的校办产业。当时，校办产业概念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校办产业基本上靠学校养着，人员的工资、生活福利还是靠学校支撑，仅是用学校的设备、资源争取项目为学校增加收入，增加的收入大部分返还给学校。校办产业将学校没有充分利用的学校设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说是利用现有资源提高效益、增加收入。

　　这个阶段仍是维持阶段，很难做什么大事情。后来慢慢发展，到了1993年便明确提出增加学校收入、经费渠道多元化，国家财政拨款只是主渠道，形成了《纲要》提到的“财、税、费、产、社、基”。“财”就是财政拨款包括事业费、基建拨款、纵向科研；“税”是对校办产业、后勤集团免税收；“费”则开始是指向学生收学费，后来学校的学生住宿也开始部分收费；“产”当时是指校办产业，那时概念也很简单；“社”为社会捐助，那时候主要邵逸夫等；“基”则指建立基金，也包括一些个人捐助形成的基金。这个思路的形成将高等学校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框架定了下来。贷款、利息是否也算是渠道，实际上，“财、税、费、产、社、基”的概念是把学校当作接受资金主体来说的，而“贷款、利息”等概念则不是。贷款是金融手段，不是说学校不可以用，但不是稳定的筹措渠道，只不过是资金调度方法。利息收入风险很大，极不稳定。

　　第三阶段，从1993年到2002年，这个阶段我认为是多元渠道的规范化、制度化和进一步完善的过程。第二阶段“八五”期间，教委所属学校总收入209.18亿，比“七五”增加111.9亿。国家拨款98.1亿，比“七五”增加37.35亿，增长了61.8%。但是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9.9%，连50%都不到。学校的自筹收入110.08亿，比“七五”增长了204%左右。这一阶段政府拨款以外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得多渠道体制得以确定，主要成果反映在《高等教育法》。这个阶段主要是完善健全第二阶段的成果，很多渠道比第二阶段更加深化，最典型的就是学费收费并轨。

　　第三阶段另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管理体制改革，打破部委办学的局面，以国家教委和地方政府为主。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当时叫“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对整个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和学科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举个例子，原来有一个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毗邻就是江苏大学（苏州大学），两个学校都是师范类，只是前者属铁道部一个属江苏省。培养铁道教师和一般教师究竟有多大区别？合并到一起最起码可以减少一批行政人员。这个体制改革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的状态，有利于高校的优化资源配置。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减少部委办学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效益低的现象，提升高校办学实力。这就需要两方面的准备，一个是高校自身的改革--学校与政府关系的改革。第二就是为学校发展提供财力支持。这时候就提出了专项重点建设。专项重点建设是与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和高校自身发展同时考虑的。“211工程”当时中央拿25.8个亿，但是我们通过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学校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共筹措了100个亿的资金。

　　同时，还有一个起长远作用的项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对高校紧迫的方面进行了建设。当时一共搞了6个项目共有6个亿美元补充高等教育经费，解决高校的急需。一是引进一批计算机设备，建立计算机中心，把计算机这个领域带起来；二是引进一批图书资料，解决当时教材资源缺乏和建设的问题。还做了一个师资培训项目，包括学者短期交流。为在短期内改变当时高校科研严重落后的状态，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三个阶段的发展带来的是学校财务体制、经费筹措办法和相关政策的逐步健全。实际上这三个阶段是宏观的，财务本身的改革也很多。如拨款方式方面，事业费预算变成综合预算，开始叫“基数加发展”，后改为“综合加专项”，现在可能又是另一种提法--部门预算。有个时期为鼓励稳定学校规模，把按照学生人数拨款的方式，改为按学校规模拨款，即“少招生不少给钱，多招生不多给钱”。还有就是预算内外打通使用，把国家给的钱和学校自筹的资金统筹使用，提高使用效益。还有建立新会计制度制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