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访问：那当时为什么不推迟到2000年，各项准备都做好了之后再扩招？

　　口述：确实有这个说法。当时内部讨论的时候，有的领导同志也提议说是不是今年筹备，明年再做，这样是否更稳妥一些。但经过讨论则认为扩招虽然有一定风险，但还是可以做的，关键是要精心操作。但扩招多少，收费多少等等，并没有事先都规定得很详细，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当时面对这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定和要求，各地也都根据各地情况按照规定努力发展。

　　那一年总的来讲是大发展的一年，同时也破除了很多思想和体制的束缚。比如说高职、专科计划原来都由教育部负责，后来专科层次就放给省里管，教育部只管本科。高职这类学校的审批权也放到省里，教育部只进行最后的把关，但是高职发展规模计划就由省里定。当时一些有条件的省发展很快，比如江苏省、广东省。

　　访问：1999年扩招的比例是根据前一年招生的数额定下的还是重新制定的？

　　口述：没有规定绝对的数量，而是由学校根据条件提出。第一年执行下来的总体效果应该还是顺应了形势，得了民心。虽然这中间会有一些问题，包括收费问题，那段时间有的地方就收费较多。我把它看成是前进中探索的问题，不能把这个问题过分渲染。非义务教育阶段本来也应该收费。

　　另外，扩招带来的一个大变化就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扩招以后，食堂、宿舍都有问题。当时我还半开玩笑地说，“食堂24小时开也是成的，宿舍呢，就不能轮班睡觉了。”在这种刺激下面，岚清同志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立刻启动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实际上把社会上的大量资本吸纳进来搞学校的建设，包括学生住宅等等。

　　地方政府的投入、社会资金的进入，带来了高等教育资源的迅速扩张。高校贷款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实际上，通过这些渠道形成了一批国家的优质资源，但我们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发展。比如说统计口径，不把这些来自体制外的资源统计在高等教育的有效资源内，只统计国有的。这就是思想观念、管理模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后来才慢慢认为这是一个好资源，也统计在内。我们单靠国家一条渠道投入，解决不了那么复杂的问题，支撑不了那么大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贷款也带来一些到现在仍困扰我们的问题，但其实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复杂，解决起来并不难，关键是国家有多大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