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口述纪实选摘

高校扩大招生  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
推进素质教育  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访问：高校扩招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请您谈谈我国高校扩招的背景是什么，扩招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口述：高校扩招应该是这十年当中高等教育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扩招实际上是1998年筹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确定的。为这件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专门研究过，我听过陈至立同志的一个很详细的传达。扩招以后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由于经济的动因，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用教育来拉动经济。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家计委。面对金融风波，他们提出了若干项拉动内需的重大举措，其中有一项是以发展教育来拉动经济，抵御金融风波。对这个意见其实也有不同看法。我记得北京大学的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提交的报告说教育直接对经济的拉动实际上是很小的，不会超过1%。教育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在于培养人才，人才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这才是教育的正常功能所在。

　　虽然存在着经济因素的考虑，但是我觉得扩招更重要的还在于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无论党的、还是政府的文件中都是这样提的，在《高等教育法》里面都用了“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我们都觉得高等教育是当时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瓶颈，应该突破瓶颈，解决教育发展问题。因为这一阶段义务教育的“普九”和“扫除青壮年文盲”都基本实现了。同时，高中教育发展也很快，包括高中阶段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也相当好，但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5%。当时的状况是：高中毕业生平均年龄为18岁，同龄人有2000万左右，其中800万左右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上大学只能上100万左右。教育发展的瓶颈就在这里，并且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

　　我们在分析各国教育状况时发现，那时候的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与印度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是我们当时规模的两倍！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要努力把人口的负担变成人力资源的财富，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发展，都急需人才。而我们108万的招生规模是不能适应的。在1998年之前，我们高等教育的增长率比国民经济GDP的增长率还要低些，这显然是不适应的。所以扩招是教育发展的自身选择，也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从实施素质教育来说，也需要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因为上大学太难，就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了“片追”，即片面追求升学率，严重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开展。比方说，800万高中毕业生，只招100万，八个里面只取一个，在上大学这么难的情况，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并且这800万只是2000多万同龄人的一部分。要改变这种教育方式，就要求每个阶段的升学通道都要宽敞，达到一定的升学率。这就需要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且可以构建各种教育形式的相互连接和贯通，即“搭建立交桥”，学生可以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选择和组合。

　　所以，我认为，扩招的决定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基于对这种客观形势的全面认识而做出的。记得在陈至立的传达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扩招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都做了很重要的讲话，包括江泽民同志、朱镕基同志以及李瑞环同志等。比如，我记得李瑞环同志说，“第一我同意扩招；第二也别搞成一种上大学过热的情况，还是要宣传360行，行行出状元。”意思就是，上大学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渠道，还是可在实践中培养各行各类人才。在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李岚清同志就讲，“这次会的要害是扩招”。朱镕基同志讲了扩招，同时又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这两句话拼起来的意思就是，扩招是当前工作的一个重点，实施的时候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考虑得很全面。

　　但立即进行扩招，大家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还是严重不足。首先是准备的时间很短，开会的时候已经是6月份，7月份考试，9月份就开学。其次是管理体制问题，当时招生工作有很强的计划性，稍微动一下指标，都是要动纪律的，十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