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977年8月4日座谈会后留影

　　我对会议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小平同志针对“两个估计”问题的讲话。小平同志明确讲，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的教师不是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还定了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在座谈会前，考虑到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教育部原来的方案是基本照旧。会上大家提意见，认为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宁可推迟考试时间。小平同志果断明快地下了决心，从1977年就恢复高考。这件事对科教界、知识界、广大青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一下子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因为，原来都说高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却要恢复高考，难度非常大。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给翻过来了。当时，广大青年十分渴望学习却无学可上。因为，在“文革”期间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说什么读书多了弄得不好就要出修正主义。现在要恢复高考了，广大青年一下子就感到有希望了。很多青年也就是因为这个举措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1977年这一年，关于招生问题教育部开了两次会，最后落实了恢复高考的工作。这一举措得到了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热烈拥护。

　　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982年前后，小平同志直接抓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当时，拨乱反正工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例如，刘达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后，就感到有些事情处理起来很为难。比如，清华大学有十几个工农兵学员参与了天安门事件。现在已经清楚了，这是个革命的行动。但是，当时整个事件还没有翻过来。对参与的学员怎么办？联络组的同志说不好解脱，因为他们的笔记本上写到了毛主席。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大错误。刘达同志跟我说，就给这十几个同学解脱了吧。我说，可联络组不同意呀。刘达同志说，你把材料给我拿来。材料拿来以后，刘达同志就把材料揣到兜里去了，不做数了。就这样，这十几个学员也解脱了。所以说，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其中一个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按比例来说，当时清华大学的冤假错案数量是很大的。胡耀邦同志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强调，凡是历史上“左”的错误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纠正。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工作，学校师生的思想改变过来了，冤假错案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平反纠正。

　　教育什么时候能够走上轨道，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能够像今天这样？当时简直难以想象。真正思想比较清楚，是在大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四人帮”、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得到审判之后的事情。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时，大局比较清楚了。

　　1982年5月4日，我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当时的党组书记是张承先同志，我是教育部党组副书记、部长。1983年、1984年还有一项整党的工作，当时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整党主要是起了这个作用。这样，党的队伍在政治上认识比较一致了，派性就清理得快一些。“文革”中不管是哪一派，大的方向都是错误的。从这以后，我们对历史的东西清理得就比较彻底了。